生态文明、风险社会与环境法功能进化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isk Society & evolutionary path of Environmental Law’s function
钭晓东
【摘要】 社会的变迁构成了法律功能演进的动力，生态文明及风险社会的背景既带来了主体多元、利益多样性与多层次性的演变，也对环境法的功能演进提出了要求。作为生态文明中利益调整的重要工具，环境法的功能围绕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展开，其中“利益确认、利益保护、利益限制、利益救济”4个环节构成了环境法之功能结构。而要理性衡平多元利益，就必须实现功能的进化。对环境法而言，其产生与运行从根本上说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环境利益保护的需求，特别是当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发生矛盾时。因此，彰显倾斜保护功能是环境法功能进化的基点。环境法需要借助“利益限制”功能以控制非理性、不合理的利益追求，但是只有将环境法功能从“利益限制”深化到“利益增进”，才能真正将相关冲突利益真正引导至和谐状态。更何况生态文明也已对利益的“多样性共生、制衡性共进、乃至循环性再生”提出了要求。因此，从层次上，环境法的功能进化路径是：在生态文明建构原则指引下，彰显倾斜保护功能、深化利益增进功能、拓展互助共赢功能，实现多元利益的共生、共进、再生。
【关键词】风险社会；生态文明；环境法的功能结构；进化路径
【全文】
“法之理与力在法外”，对过去，法是文明的产物；对现在，法是维持文明的工具；对未来，法是增进文明的工具。法的形成及其功能进化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密不可分，它的主要问题应是实践的而非思辨的，由社会来构成并给予。因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回应社会，而不是要求社会来回应法律。生态文明、风险社会的背景，无疑对环境法的社会功能回应提出了需求。对环境法而言，其功能进化路径与方向在何方？如何科学定位，才能回应多元利益协调的需求，增进文明？才能避免环境法“功能不彰”，避免“环境法律规则愈多，但秩序更少”的局面？这些疑问，引发了我们对环境法功能结构及其进化路径的探讨。
一、生态文明、风险社会背景与多元利益冲突
（一）风险社会问题的凸显
伴随着人类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工业社会在创造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风险；而以启蒙运动维为基础的现代性，正在世界范围内面临挑战。人类社会正在“偶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中”中走向一个后现代社会。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用新概念及术语的对之进行了诠释，并着重了强调存在于新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中的人类计划的未决问题：如鲍曼(Bauman)、利奥塔(Lyotard)、哈维(Harvey)、哈若威(Haraway) 使用的“后现代性(post modernity)”，吉登斯(Giddens)使用的“晚发现代性(1ate modernity)”，阿尔布鲁(Albrow)使用的“全球时代(global age)”，吉登斯、拉什(Lash) 使用的反思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等。
而接踵而至的当前的一系列风险，已向我们表明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风险”代替了“危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当下的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难以驾驭，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险象环生的风险社会之中。为此，吉登斯把不可遏止的人口爆炸、社会贫困、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镇压、民族与宗教冲突等看成全球无法回避的风险。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则更是在反思现代化基础上，从“风险”的角度对社会的巨大变迁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区分了三类风险：前工业时代的灾难、古典工业社会的风险和晚期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灾难。分别体现为地震、飓风等外部危险，职业事故风险以及大规模的生态、核、化学以及基因风险。1986年，贝克在其德文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后工业社会并进而加以理论化；并指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危险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2]。“集体的生活方式、进步和控制能力、充分就业和对自然的开发这些经典的第一现代性的东西，如今已经被全球化、个体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和全球风险（如生态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崩溃）等五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暗中破坏。……在第一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可控制性、确定性或者安全性的想法土崩瓦解了。”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