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氛围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妻妾要“恪守妇道”，休妻制度中淫乱等，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6]，仅仅用文化论解读可能会流于空谈，必要地需要制度化的理解。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生活背景，这样的要求并非如现在主流观点所诟病的是所谓的男权在作祟。出于古代环境中，社会生产的单一和粗放，男性由于普遍的生理优势而取得了事实上的社会优势地位，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维系一个家庭、家族，乃至社会的存在发展，女性依附于男性是一种生存的必须选择。而当时生存环境的恶劣、医护技术的落后、健康状况的不佳，导致人的平均寿命不长。在古代，七十就“古来稀”了。因此，为了种族的延续，丈夫就有必要确保自己的妻子孕育、生产的是自己的后代，而考虑到高死亡率，丈夫生育的时间就会更短，这种看护就要加强，他们除了日常精心的照顾，还有就是依赖意识形态，使某一“世界观”统领全局，而排斥其他，令决策过程简化，节约信息费用[7]。

　　因为如此，在古代通奸就是不法的，于天理、人情、国法相左，不光对于通奸者家庭家族是伤害和侮辱，而且也有伤“地方风化”。对通奸男女，人们的惩罚包括心理的强制和物质的伤害：前者，即标签为“匹夫匹妇”“奸夫淫妇”“狗男女”，并且不直接诉诸公权力机关，而最通常的就是游街示众，被泼污水和吐口水；后者，则是严酷的肉刑，如“腐刑”和“幽闭”，甚至还有“骑木驴”、“零剐”这类更为血腥的刑罚[8]。而这些，作为民间法是长期存在，获得了国家公权力的认同和默许的。直到今天，通奸这样的行为从道德上仍然以夫妻不忠而为批判，从法律上也不可能因为自由主义而得到认可——现代法律保护的不是“通奸”，而是遭遇的言行上伤害的通奸者。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凭什么曾经法律打击的人，现代法律非但不支持反而保护？特别是具体到个案上，本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压抑去追求超我时，我们的法官难道就没有一点战栗和不安？

　　就像在第一个案例中，我所强调的那些也许不够资格进入法官的视野：农民家庭、留父在家、众口铄金、七月流火，但就是这样的事实、这样的背景会让这个被法条精简的骨感案件显得丰满起来，意味也会深远起来，对于我们的法学透视研究才有价值，而不是简单的，甚至是幼稚的按图索骥或者依葫芦画瓢。农村比较于城市是个熟人社会，人员流动性小，互惠性大，交际密切，人与人之间彼此十分了解也容易形成制约，传统观念在这里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民间法、习惯尽管有的可能游离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但在这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长了十八年的孩子，他们接受、认可、践行着这里的规范；“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9]，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这句话本身，但不意味着他们不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感觉，他们比起城市人、比起在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农村人对男女不轨更敏感更不齿，对于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就难理解和认同，甚至，他们会用行动规避、修改、破坏婚姻法、刑法当中的某些条款，他们会疑惑：为什么骈居、通奸在他们看来可能甚至比杀人越货还“要不得”的行为却没有作为法律的打击对象？这不是加大普法宣传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现代大量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尤其是农村有价无市的现象。再有，这两个孩子随母亲进城，把父亲留在农村，每月把微薄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去补贴家用，完全可以想见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孩子们的孝感。因此，不难想象谁侵犯了父亲，这两生瓜蛋子的兄妹会拿出怎样的脾气。然而，现在侵犯者是他们的母亲。同样都是至亲，但父亲显然更值得同情，而且，更重要的，我推测，远在农村、通信不便（即使便利，这样消息他知道的可能性多大呢？哪怕确知，他的报复也要付出高昂的交际成本和执行成本）的父亲是不知晓的。用博弈论的道理，有效率的对不合作者施行惩罚，不在于加大严厉程度，而是针对他每次不合作采取打击，减少机会主义。然而，这对于那个父亲都不适用，因此，他的妻子就会率由旧章、得寸进尺，以至于让这件事情具有了外在性，“绯闻总是传得很快，张雯的妈妈很快成为了厂里工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张瞳和张雯也渐渐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面对父亲的不知、面对母亲的风流、面对外人的私语、面对自我的经历，还面对一套不愿面对他们的国家制定法，他们合谋捉奸并最后酿出血案，用句大词，算不算是一种个人面对历史的悲哀？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案子在中国还有很多，秋菊没有走远或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