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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信仰和理性: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三个基点

【注释】 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
H.L.A.H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P102.
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4.
Habermas,J.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Beacon Press,1970.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465.
陈学明,罗富尊:《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批判》,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P81.
Max Weber,,PP,264--265.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0.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2.
叶小文,《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载《理论前沿》,2005年第6期。P12.
一般认为,民间习惯法包含民族习惯法,包括行业习惯法、团体和社群习惯法、宗教习惯法和地缘习惯法等一切与官方法律相对的民间法律文化现象,而民族习惯法更接近于其中的地缘习惯法,具有中国乡土社会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特点,所以民族环境习惯法仅仅是民间习惯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语和,《民间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3.
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59.
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2-183.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6-287.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8.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95.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P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P134-135。
崔永杰,《“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P72.
周书俊,《技术理性的鬼魅:评施米特的经济技术理性》,载《新视野》,2007年第6期,P85.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一种相关意义上的概念。工具理性又称为技术理性,或形式理性,是关于事实的判断,表现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强调客观合理性;价值理性又称为实质理性,是关于抽象价值和因果关系的判断,表现为目的和后果的终极性,因而强调主观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61.
范在峰,李辉凤,《论技术理性与当代中国科技立法》,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P53.
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556.
转引自: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23.
到目前为止,“环境制定法”这一称谓似乎很少有人使用。在环境法学界,这一称谓也不是被普遍认同的学术概念。故在此冒昧下笔,疑有不妥。本文使用“环境制定法”的概念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其一,简化概念,以与“环境习惯法”相对应;其二,仿效“国家制定法”、“刑事制定法”等被学界普遍认同的学术概念;其三,用“环境习惯法”的概念使与之相对应的“环境习惯法”进入讨论的语境,“环境习惯法”也将被更广泛地认识和探讨,这样,“环境习惯法”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在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中,“进化性理性”侧重于对各种传统价值的解释,而“建构性理性”侧重于对唯理性的建构和追求。参见:杜宇,《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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