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下的中国却面临着些许不同的状况。从西方方面分析，首先是恰如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说”西方的文化作为第一层次不能适应快速的物质发展，因此西方人面对种种不适应表现出种种迷茫。其二便是两次大战使得西方人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个原因或许是最直接的，导致西方人能直接从另一方面思考“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而中国的问题主要出现在“精神真空”之后快速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自从文革结束后中国人从狂热的思潮中清醒过来后的第一阶段通过各种方面形式的反省而到九十年代后而逐渐消退。但是最近由于经济方面的巨大发展制度方面的严重滞后社会正义问题显现出来。其中主要的问题便是与传统文化隔绝而现实的意识形态又有缺失。因此有必要将两者梳理一下。

　　二

　　必须明确要从传统的文化中分析中国人的精神脉络并非仅仅儒学。众所周知儒释道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框架，因此缺失了佛和道的所谓的传统文化是不堪完美的。从士和君子两词语上就可看出。相比于君子，士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飘忽，可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之间徘徊，这样看来士可能是传统文化中比较完美的个体人格价值。但在道德层面上，君子似乎更加贴切。从《论语》可以看出将“仁”的具体蕴含贯穿到社会中的完美道德个体“君子”中。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作为儒学视野中的社会的管理者更多地赋予了道德方面的含义。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传统道德灌输极具现实意义。因为缺少宗教意义上的国人急需其他方面的补充。恰如上世纪前端的种种代替说如“美学代替宗教”或“科学代替宗教”或“伦理代替宗教”一样，现阶段的中国的多种因素要求中国首先将传统的道德贯穿于国人的精神方面，这是最低的层次却又是最迫切的。

　　三．

　　“自由人”则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体形态的期许，而这种期许大多表现在精神方面。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阐释的“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都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又如在《资本论》中认为“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作用”。因此“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终极，是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最高意义之境界。而为了更准确地认识“自由人”笔者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异化”入手。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主线，即如何克服“异化”而达到个体的纯粹解放，这途径在马克思看来是通过“政治的解放”达到“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标志着人对“异化的扬弃”。“异化”作为哲学问题首先参考于费希特的“自我……每一次朝向外部的历险都是一次自我的异化”的解释，或者萨特对“异化”（being for others）的解释更加贴切，他认为“主体为他人而存在便是朝向个体性的沉沦”，他认为这“沉沦”便是“异化”。相比于哲学方面的诸多分析马克思却主要从社会方面分析了“异化”的表现，如人对自我劳动产品，人对作为实践的劳动，人对人自身，人的人的“类存在”的这四个方面的“异化”表现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异化的扬弃”，“自由人的实现”便是摆脱劳动，摆脱“私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