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将“君子”与“自由人”达到学术意义上的中和绝不是无稽之谈，恰好是在“后改革时代”对中国所呈现的各种前所未见的精神方面问题的尝试解决。因为在价值信仰方面或者在国人的精神方面已渐渐走向一条终结的胡同。而精神方面的问题不像物质层面的那样容易解决。国人不能加强人为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使精神层面上升一个层次，执政者也不可能完全忽视传统而使国人的普遍信仰完美无缺，恰恰相反的是随着“市民社会”的物质层面的积累达到客观的水平而相应的精神层面的意蕴处于低水平。用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处于金字塔中上的阶层缺失贵族气质和涵养，而处于下层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传统的一切，整体层次上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显得过于僵化和枯燥。鉴于此，如何解决国人在精神层面的诸多问题必须引起学界的重视。

　　类似的问题在上世纪前端西方社会也显露出来。作为“后工业化时代”或者“后现代”的西方社会很早在诸多方面尤其是艺术作品方面反映了西方人的普遍迷茫和失落。从经典的作品《等待戈多》可以看出。“贝克特试图以振聋发聩的办法使人们觉察这个世界的状况，现实的可笑，自我的分裂及无所不在的死亡，它把人描绘成陷进了不可理解的力量漩涡之中，作者希望通过描绘事物的混乱、无聊来使人们获得深刻的印象，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什么事也没有的世界，而人就在其中慢慢耗费掉毫无意义的一生。”略过文学方面的分析。单独从作品的意义方面，这句话“咱不再孤单啦，等待夜，等待戈多，等待着，等待着”。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西方人所着理想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没落，又在缺失“上帝”的情况下精神状态时残缺的，对人生和生命的看法是“反传统”的，或者“上帝死了”或者“存在便是虚无”。在当宗教救赎没有达到目的或者说当虚无主义盛行时，西方人的普遍精神便犹如站在遥远的田野下茫然而不知所措。而这种思潮使得西方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激进和朋克中。艺术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多种流派便构成了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