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这样的说法并非袒护涉嫌腐败的官员，目前更为迫切的是，如何寻求更有效的制度性机制以防范官场腐败。实际上，依靠这种网络宣泄来监督官员、遏制腐败，本身只具有一种小概率的功效，而且往往是“苍蝇”被打，“老虎”无虞。制度性的途径主要体现在，如何让公民能够在选任和罢免官员方面有更大的权力，建立一个更富于独立性的司法体系，还有让新闻传媒更不受干预地监督公权力的行使过程。其中道理并不复杂。
据普鲁塔克记载，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甫入政坛，生活方式就为之一变，他“强迫自己过另一种生活。人们只能在城里惟一一条道路上见到他，这是通往广场和参政院的那条街。他谢绝所有赴宴邀请，不参加任何朋友和同事之间举行的这类聚会，以致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到任何一位朋友家吃过饭，赴他堂兄厄里普托雷莫斯的婚宴除外”。
依照民主制度的基本逻辑，一个国家的官员——主要是政务官以及立法官员——照例应该由国民选举产生，并受到国民的监督。当官员违反国民信赖为不当之事项或能力难以胜任所担任职务时，民主制度提供必要的途径对之加以告诫或罢免。从最早的民主国家雅典开始，国民监督对于官员行为的约束效果就已十分明显。
假使韩峰日记属实，这位处级干部与伯里克利这位国家领导人各自行为相比，其间差异判若云泥。在韩峰日记的平淡叙述中，官场真实生态触目惊心，其中灰色问题种种，官场“潜规则”贯通表里；而如果不是民众握有官员选任与弹劾大权，伯里克利或不致检点自律以至苛刻如此。
至于独立司法的价值，主要在于对官员权力的更有效监督。按照中国宪法，检察机关行使独立的检察权，其中包括对于官员行为实施独立监督和调查的权力。但由于人事、财政均受制于同级党政，加之对党政官员的调查权受到严格限制，检察机关在遏制官场腐败上的作用基本失灵，监督低效以致失效。
非独检察机关如此，法院也不例外。大凡涉及官员腐败的案件，法院判决难以独立。为什么众多官员的腐败行为延续长久？比如成克杰案，据法院认定，其腐败行径从广西直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假如有独立的司法监督和处罚，其何至于贪腐十余年，又何至于最终被判死刑？
最后事涉新闻自由。从法治国家的情况来看，对官员行为施加最无微不至监督的，乃是大众传媒，包括那些格调不高的小报。几任美国总统都曾感叹说白宫是一座玻璃房子，是什么让总统的官邸透明化？正是那些无孔不入的媒体。虽然新闻自由也会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不过总体而言，自由的媒体还是令官员不得不小心翼翼，无论是行贿受贿，还是贪恋女色。反过来说，这岂非是对官员们最好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