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性婚姻一样，一个在离婚改革方面重要但文字思路不清晰的议题是很自然的婚姻：它是私人契约（关系）还是公开承诺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赞同单亲家庭的儿童比双亲家庭的儿童遭受更大的伤害，但它将父母地位的规范看作是“政府鞭长莫及的（不能直接监管的）”。与此类似，表面上关心父母离婚给孩子造成的（心灵）伤害的一家美国报纸也正在反对变革离婚法因为“支配最具私人性的决定--婚姻关系，并不是政府的份内事”。

　　出现的这些回应起源于思想体系的假设，假定关于结婚、离婚和生育孩子的决定这一类私人选择，是在合意的成年人中表现无害的生活方式。这一态度忽视了法律在通过建立关于家庭成员彼此公开的承诺义务的社会期待来控制人类激情的作用。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为的是一个理由。正如温德尔·拜瑞所写的：“情人们不必……让彼此为自己而活着。最终他们必须从彼此的凝视中回过头走向社会。如果情人们只为自己着想，那么他们不需要结婚……（但是）他们对社会也对彼此宣过誓，社会围绕着他们左右，社会容许并希望他们和好，为了他们的利益，也为了社会本身的利益…那些情人们，自己发誓要彼此相爱知道死亡，（婚姻）契约会保证他们永结连理…如果社会不能保护这一馈赠，它就什么也保护不了……两个情人彼此结合的婚姻是对祖宗、对子孙后代、对社会、对天对地（问心无愧的）。这是不怀任何杂念的根本结合，信任是他的必需品。”

　　很明显，婚姻的公开自然--社会在每一桩婚姻的开花结果上的巨大投注--是它与其它所有关系和契约的分界线。婚姻许下了一个公开的承诺，那就是一个人对社会和其价值接受了责任。社会本身必须决定哪种关系和承诺（会）满足这些社会利益。为了这个理由，法律必须为作为对个人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长久的、家庭主义的、异性恋的婚姻复辟！

　　联合国儿童国际权益公约、同性婚姻、当今美国正在争论的离婚，所有这些阐述，在家庭法上都是一种世界性的完全失控（的状态）。这是怎么发生的？法律，曾经是维系社会期待的一个工具，（现在）已经开始挑战这些期待了吗？现在我们看到法律适用不是用作维系伦理禁忌的盾牌，而是用作尝试摧毁它们的一把宝剑。卡尔·施耐德已经发现，自1960年开始的这个法律变化从充当理想抱负的一个理论源泉转化为充当实用主义论调的狗头军师。现在看上去法律反映的仅仅是实然，而不是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