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卡耶塔罗州长实际上对婚姻的社会特点产生了误解。婚姻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私人契约（关系），它还是一个代表国家的涉及男人、女人和社会自身的三方的非常公开的行为。历史上法律将婚姻置于一个比继承、税收和财产法更为优越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婚姻与个人有关，还因为婚姻与社会关系紧密。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所写，国家规范婚姻是“它对”社会“极其重要”，它是以“（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满足）破碎家庭的儿童需求”为条件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法律不仅仅要容许它所认可和倡导的正式的异性恋婚姻。今天多数人都不会把同性恋行为视为是一种犯罪。但美国民意测验显示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同性恋婚姻。大家在公众容忍同性恋行为和公众认可给予同性恋活动以合法的婚姻地位之间划清了界限。大多数人凭直觉认识到如果法律能认可它所能容忍的一切事物的话，我们将永远容忍一切，实际上除了容忍，什么也没认可。如果夏威夷将同性恋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其他国家可能也会仿照的，因为它们不介意给予基于个体权利而来的这一新奇的法律主张以优先权。

　　再次，我要阐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定义家庭期待的法律规范，即离婚法。在过去的一代里，强调个体权利的家庭法，已经引导美国法律制度，为终止婚姻（关系）而比其他任何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保障。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州、扩散到整个美国的无过错离婚制度改革，起初只是希望家庭法庭的法官们在（接手的）每一桩婚姻中评估社会利益。但现在法官们倾向于（维护）要求终结婚姻的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因为相比联合权，他们更尊重自治权。而且诉讼，如同战争，炸毁东西比让它们保持完好无损要容易得多。

　　美国法律中的这一主要变化不仅使离婚率得以增长，而且他也影响了公众像佣工而非牧羊人那样更多地考虑婚姻伴侣。婚姻从一项永恒的、家庭主义的社会制度变成了一项私人执行的尝试性的、契约化的资料来源。不幸的是，当麻烦来临，契约化婚姻的各方当事人靠分手来寻求快乐。他们结婚是为了获取利益，只要他们能从这一交易中收到什么，他们就会（继续）维系（婚姻）。但当麻烦扑向一个家庭主义的婚姻，夫妻会（同舟共济）度过难关。他们结婚是为了奉献和成长，他们被彼此和社会的习惯所束缚。

　　仅在最近，美国的离婚法才作为一个热议话题显现出来。现在20个州正在考虑设计重建人们应该对婚姻严格地尽承诺义务的社会期待的法律改革。这一运动从现在轻易离婚和正在高涨的私生子比率对美国儿童所造成的破坏性很大的影响的势不可挡的证据里喷涌而起。社会学家简·埃尔西坦和戴维·波普诺以如下方式概括了最近的许多研究成果：“（美国最近）儿童福利（水平的下降）最重要的构成因素是超乎寻常的婚姻解体，导致了家庭不稳定日益增长和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资日益减少”。这一证据迫使我们面对G·K·切斯特顿所评论到的我们应该“把一个产生很多离婚的体制看作是我们创立了一个驱使男人走向溺毙或自杀的体制”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