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如果有人问：“国家会怎么帮助家庭？”与会的多数人会回答：“如果国家能够让我们实现自治，那么它将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援助”。正如你也许知道的，“作为政府的我们，已经时刻准备好帮助你们”，这是“三个最大的谎言”之一。有人也说与此相类似的话：“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受到政府的处罚。”

　　但是国家和法律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区别，今天我要从一种多么至关重要的意义来描绘，在过去的一代，家庭法使我们获得了太多的自治权利。家庭法会通过回答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来规范家庭生活：（1）法律应该给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和有资格承担起保护家庭的道德义务下定义吗？（2）国家有权干涉稳定的家庭生活吗？

　　最近的家庭法已经对上述的第一个问题说不，而对第二个问题说是。因此在今天的多大数国家的趋势是让人们自己决定怎么形成或解除婚姻和父母子女关系，何时形成或解除婚姻和父母子女关系。法律不会将道德义务强加给这些自由放任的家庭关系之上，但当家庭纷争中产生人身伤害，人们试图用绷带包扎由此产生的伤口时，法律却在随后鼓励宽泛的国家公权力入侵到家庭生活中来。通过给人身安全授予比家庭义务更高的优先权，这一（正在流行的）法律观点破坏了家庭成员对彼此的整体义务感和归属感。

　　结果，我们看到比以前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的非法同居，越来越多的未婚同居，越来越少的父母真心愿意对他们的孩子尽抚养义务。而且，现在许多家庭成员坚信，他们大多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原因--不是源自国家，而是各成员相互之间引起的，甚至是家庭内部。

　　我认为这种法律思维模式相当落后。家庭法应该发挥其权威作用，给家庭下定义，给社会期待什么样的婚姻伴侣，父母和儿童下定义。随后，针对上述的第二个问题，法律应该限制国家权威，以便一旦在正式家庭中发生国家公权力的滥用时，法律为了培养家庭成员的个人长期成长和稳定，只对这种情况进行干预。

　　在一个跨越时间和大众文化期待的理想的家庭中，我们的法律会包含普遍元素吗？我坚信是这样。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写道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法律应该把家庭看作是一个法人实体而不仅仅是隔离个体的汇总。而且法律应该不将家庭纽带作为有限的契约来定义，在有限的契约中，通说认为夫妻各方都期待付出比为50-50，但俄裔美籍社会学家皮提里姆·索罗金却认为夫妻各方都期待付出比均为100％，他将其称为“家庭主义”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