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以看出语言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其内涵和外延较为广泛，主要包括群体语言权和个体语言权两个部分。群体语言权指同类人群学习、使用、传播和接受本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和其他交际语言的权利，其中特别强调的是群体保存、发展其语言、以及群体语言不被歧视的权利。个体语言权则包括语言学习权、语言使用权、语言传播权和语言接受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权，语言权的义务主体主要为政府。正如人权所关注的主要是少数者的权利，而正是由于少数，才更彰显出对之予以特别保护的意义那样，语言权关注的重心始终是弱势人群（少数民族群体、个体）的母语权利。事实上，语言权的研究亦然，早期语言权的研究主要关注少数群体的语言权，近阶段的研究已经逐渐扩大到一般人群，也就是由群体语言权的研究发展到个体语言权的研究。[13]

　　二、对我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条款的理解

　　由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一条款高度概括、简练，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何谓“推广”？采取什么方式“推广”？“全国通用”如何理解？等等。由于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包含法律上的基本秩序以及基本的价值判断，由此建立价值秩序，为保证宪法在实践中得以正确的实施，并维护其在法规范层级中最高性地位，必须首先对宪法条款的内涵加以确定，以避免立法者在具体化宪法条款时滥用其立法形成自由，进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违宪的立法限制。但是，在我国，作为法定有权解释宪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尚未对该条款作出相应的立法解释（在我国，作为法律适用的司法机关无权在审判中解释宪法。）。因此，笔者试图运用规范宪法解释的方法对该条款进行学理的阐释。

　　1、语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条文的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以阐明法律的意义和内容。宪法普通话条款中，在“普通话”前使用的是“全国通用的”而非“国家通用的”定语。从词义上理解，“全国”指的是区域范围，“全国通用普通话”指的是普通话社会应用的客观状况，绝无贬低或歧视其他语言之嫌。[14]因此，该条款并无确立普通话的官方地位之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通用语言文字”前面的定语为“国家”，与宪法普通话条款表述不一致，其含义亦应理解为“全国”。

　　2、历史解释。是指以制宪的相关历史资料为依据，以期发现制宪者意图的一种解释方法。考察现行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发现，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使用的是“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表述。[15]但正式通过的宪法将“推行”改成了推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表明了不同的态度，即“推行”表达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制性的态度，而“推广”则相对比较柔和。但是，“推广”所采取的手段亦可分为强制性的和鼓励性的两种，具体哪一种解释更符合宪法的精神，则另需结合体系解释等方法。

　　3、体系解释。任何一部宪法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容、条文、结构之间互相联系、密不可分。因此，对某一宪法规范进行解释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要将该规范置于宪法这一大的系统之下，综合考虑宪法的精神、原则以及该规范与其他规范的联系，以整体的观点来阐明该宪法规范的内涵。美国最高法院怀特法官曾指出：“我以此作为宪法解释的基本原则：任何宪法条文不得与其余条文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解释。应考虑规定某一特定事项的全部条文，并作出使宪法的实质性目的的实现的解释。”[16]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考察宪法普通话条款相关的条款规定：（1）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表明了宪法在语言文字权利方面贯彻各民族平等的原则。进而，可以推论出宪法保障各民族的语言权（群体语言权）。（2）“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条款出现在宪法第19条第5款中，该条第3款规定国家“鼓励自学成才”，第4款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两个条款中均出现了“鼓励”这个词，从中可以看出立宪者的态度。因此，紧随其后的普通话条款中的“推广”，应解释为采取鼓励性手段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