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持社区自治、商贩自治。市场“失灵”导致政府管制，然而事实证明政府也会“失灵”。服务型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放松对社会的过度管制，还权于民，倡导公众参与、社区自治，消除“父权主义”情结，划清政府与社会的疆域，变“统治”为“治理”。基层社区自治是消除政府管制的弊端，节约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据《财经时报》报道，与中国以行政力量管制小商贩相比，发达国家的城市管理中多靠商贩自治，同行互相敦促，遵纪守法，善待顾客，保持环境，缴纳税费。北京市崇文区革新西里小区也曾尝试过这种思路，并且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商贩们珍惜机会，爱护环境，居民们在生活便利的同时，重新拥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的居民自治组织，对于小商贩的态度代表了普通居民的态度，它与小商贩之间的互信协议也表明：城市居民与小商贩之间能够达成互利互惠的局面。遗憾的是，这一来自基层，以自治形态化解城市化沉疴的尝试被叫停，原因仅仅是因为与目前的某些规章和制度安排不合。为了某个良好目的而做出的制度安排，未能适应变化的形势，反倒因为本身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妨害了问题更优解的产生，这正是改革进程中十分熟悉的一幕。因此，记者呼吁，希望城市管理者：第一，能够从城市居民的自发行动中发现智慧的火花。第二：有勇气除旧革新。城市管理不是目的，目的是每一个人都能有饭吃，生活舒心，共享城市化的福祉。在北京市法制办2007年着手制定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规定》中，小贩解禁的问题并没有涉及。[29]
（四）遵循正当行政程序，实行信息公开，贯彻职能分离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遵循正当行政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关于城管综合执法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使的程序，《行政处罚法》已经作出了系统的规定，但是在执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信息公开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城管执法应当实行处罚依据公开、处罚理由公开、处罚过程公开。当前政府正在推行电子政务，为信息公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途径。城管执法还应当贯彻职能分离原则，调查人员与处罚人员相分离，作出罚款决定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必须杜绝实际上存在的“管理就是罚款”、以罚款作为创收渠道、将罚款返还执法机构、以罚款养执法人员的现象，为此政府财政应当为执法机构提供足够的经费保障，一旦执法以创收为目标，执法权力就无法避免“为恶”，执法行为与服务型政府就背道而驰了。上述法律明确规定的原则和制度为什么不能得到普遍的遵行，主要原因还是执法机构的执法行为缺少健全的监督机制。
（五）加强对城管综合执法的监督。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理念，是一种优良的管理模式，然而在缺乏民主基础和强有力的监督的情形之下，又可能演变成一种美妙的空想理论，沦为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有人提出“顾客导向型”服务城管的模式，自然很好，但是，只有在顾客可以选择商家、选择服务者的条件下，顾客才能成为上帝，否则一切都可能颠倒过来。城管综合执法要转变为服务型的执法，不仅依赖财政监督、民众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司法监督等等途径，更依赖我国民主制度的健全。
【作者简介】
曾祥华（1966-），男，河南商城人，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
【注释】 李胜：《城管困境折射城市化艰难转型》，载2007年8月21日《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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