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政策和体现社会效果方面的结合点在哪里？宽严相济，“事因于世，事倍适于事”，法官只有明瞭世事，循“世”而罚，相“济”于事，才能事半功倍，案结事了。

　　三、 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是案结事了的集中体现

　　由于案件数量多、审限压力大以及司法资源有限等原因，有的地方、有的法官还未能充分认识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观上存在畏难情绪，客观上司法能力有待加强，不愿做、不善做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问题仍然存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正确执行宽严相济政策的制度价值。被告人犯罪后如何对待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被告人是否真正认罪、悔罪。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及时查明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情况，对于探明被告人对待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心态，是主动承担赔偿责任还是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由此衡量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态度，正确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从世界各国立法情况来看，不少国家对于犯罪人如何对待其刑事损害赔偿责任都十分重视，把它作为从重或者从轻量刑处罚的一个重要情节来对待。1885年国际人类学会议决议就指出：“确保损害的私法的赔偿，不仅是保护被害人直接利益的需要，而且在防卫社会及镇压犯罪的观点上，也是必要的”。

　　以调解方式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赔偿权益，案结事了的有效途径。不仅充分保障了被害人经济损失求偿权的实现，有利于弥合被害人心理和生理上损害，而且，因为民事部分得以及时赔偿是法律规定的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被告人因此可以从轻处罚，也就有了积极赔偿的动因，同时在全社会以及犯罪人的心里，深刻体会到：犯罪不仅有自由的代价，还有经济的代价。这种代价心理有利于被告人认罪伏法，减少上诉、涉诉信访的发生，节约了诉讼资源，缓和了社会矛盾。

　　调解方式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要依法处理好赔偿与量刑的关系，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能简单地把“赔偿”与“从宽”等同起来，现代中国刑法没有赎刑，不得“凡赔必轻”，也不能“不赔不轻”，更不得“花钱买刑”。与历史上的赎刑比较，我国古代曾普遍实行过赎刑，从出土的《秦简》看，在秦朝几乎每一种刑罚都规定可以赎免。汉代改用黄金赎刑，赎死刑需用黄金二斤八两 [8]。主要是那时人口稀缺，“始秦时三万余户……今见五千余户”[9]，秦时人口4000余万，至汉初人口不足1500万人，汉高祖刘邦登基时，“将相或乘牛车，天子不能具均驷”，即凑不出四匹一样的白马，因此十分有必要存人留刑，休养生息。现代法制不允许以钱代刑，但对于一些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不大，被告人及其家属在案发后或诉讼中，对被害人或其亲属积极赔偿，是真诚认罪、悔罪的一种表现，如果被害人或其亲属因此表示谅解，这是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来考虑。当然，对于公然与社会对抗，严重侵犯人身或财产权利，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分子，即使赔偿到位，甚至赔偿数额很高，取得了被害人或其亲属谅解的，也不能因此对其从宽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