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霞祖宗三代都是地道的北京人。1978年，杨霞结婚，离开了自己生活了二十的家，住进了婆家。不久，儿子出生了，她却因感情问题离异了，杨霞带着儿子回了娘家。可娘家人口众多，作为家中长女的杨霞，只好再次离开娘家在外租房居住。

　　1993年，杨霞东借西凑，终于在北京郊外的王佐镇以8000元的价格购得民宅一处，从此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里，杨霞养大了儿子，自己也熬到了退休。在北京的房价象“祖国的大建设”一样“一日千里”地飞涨之际，杨霞十分庆幸当年能咬着牙置下了这份房宅。否则，她这辈子也不可能在那些高大的楼房里为自己安上一个家。

　　随着北京市最近几年的扩张，杨霞所在的王佐镇已被圈到了六环里，她所住的房屋面临拆迁只是迟早的事。根据现在的拆迁政策，再怎么着，折迁人也得补偿给她一套合适的住宅。这样一来不仅能解决儿子的结婚用房，并且自己也老有所居。

　　然而，都是拆迁惹的祸。眼见自己卖出去的房子大幅度地升值，原房主陈勇在房子卖出去16年之后的2008年，向丰台区法院提起了诉讼。

　　陈勇的诉请很简单：房子卖了，钱也拿了，合同已履行，但现在我认为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合同无效，要求被告杨霞搬出去，并支付他房屋使用费6万元。

　　这下可难坏了法官。本来中国的法律就已被边缘化了，而法律的本身又混乱得象一团麻。尽管国土资源部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中“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农村的房屋不能买卖。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7月9日《关于范怀与郭明华房屋买卖是否有效问题的复函》中就答复说：“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屋买卖也应具备双方订立有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就本案而言，房屋买卖的要件已成就，他们不仅有书面契约、中人证明、交付房款，并且已实际管理和居住房屋十六年之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31条第二款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双方自愿，立有契约，交了房款，并实际管理和使用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当认定买卖关系有效”。同样的情况，外地不少法院都是作出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