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法学研究，一种妖魔化、神圣化趋势，许多人没有在解决现实问题上下功夫，而是在脱离实际的书斋中拼命地创造一些词汇，以显示其博学。“理路”、“进路”、“范式”这些词汇原本在汉语中没有，被一些法学专家创造出来，不习惯使用这些词汇的人就显得太土，跟不上时代步伐，难免被人瞧不起。难道这些词汇是法学专用术语吗？不是。它们没有具体的法律概念的内容。频繁地使用这种怪怪的词汇看似博学，实则为内心对没有从实质上把握知识的恐惧。

　　我在《锯箭与后半截--读雅典学园oldfrankly博文<给马克昌讲个荤段子>有感，兼及法官不能解释法律（九）》中写道：“邓玉娇最终是以故意伤害论罪的，既然这样论罪，同时她又有正当防卫的情节，就要理清楚适用法律的顺序。首先要明确邓玉娇是正当防卫过当造成邓贵大死亡，还是故意伤害邓贵大致死同时具有正当防卫情节？结论只能是前者，不可能是后者。若是后者，就是主动攻击，就不可能有正当防卫情节。所以，在邓玉娇案上，只适用刑法20条或234条都容易产生判决的偏差，只有同时运用这两条法律规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决，否则又是一个‘半截’”。

　　对此，Protagoras批评我说，“你文章的质疑其实是没有搞懂程序地位，站在控方把防卫过当称为伤害或过失致死，是举控行为，他们应当如此表述，对于辩方，他们主张阻却事由，即正当条件（不必是反应也正当），你这样提问，相当于要举控变成辩方，这合理吗。”

　　尽管古希腊的Protagoras是诡辩大师，可是在人们清晰的了解双方论辩的思路时，他想偷换概念就不容易了。中国的Protagoras也是用了这一招。对他上述这段批评，我本不想再回答，因为这问题让明眼人一看就觉得大跌眼镜。但接下来Protagoras还有一句话，“我希望你心态端正，不要因为一句批评你‘不懂’，就必然的为辩驳而辩驳。”这就是说，他教训我不懂法，我就乖乖地承认，偃旗息鼓。他这话就不得不使我再次回答他。

　　我首先被扣了一个帽子“没搞懂程序地位”，其实，这帽子应当反扣于帽子工厂之上。是的，我们承认，控方是举控犯罪行为，但超过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的举控，或对正当防卫的好人当作坏人的指控，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检方的任务一方面是打击犯罪分子，另一方面是保护好人。他们不能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方式来举控。是就是，非就非。《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方处于举控地位，但《刑法》有20条和234条，就应当在向法院起诉时同时遵守这两个法条，不能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