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Protagoras批评我说，“德国学者有此学理看法，怎么就是忽悠呢，难道，你还将你的观点注册为独立发明的知识产权吗？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你反感德国学者观点的态度，最好没有出现过德国人的那种表述（所以你期望是翻译错了），只有我的发明在先--这种态度，属不良心态啊。”

　　Protagoras说这话是他先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正当防卫的外国刑法理论：“正当防卫可以区分为（1）阻却（即消除）罪责的防卫与（2）免除（即宽宥）的过当防卫，法律规定的无限防卫属于前者；进一步必然还存在（3）不能免除（但仍可适度宽宥处罚尺度）的过当防卫。在这种语境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正当防卫概念：一、属于第（1）情况的正当防卫，其余则对应为过当防卫。二、属于（1）（2）（3）情况的正当防卫，即基于客观存在防卫情景的或可阻却定罪、或可免除罪责、或可宽宥定罚的防卫。在这个概念上，过当防卫不是其矛盾概念，而是其种概念。概言之，”正当防卫“一词（注意是语词），可以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当无罪防卫，正当条件防卫（条件正当，防卫可能正当、可能过当）。”

　　这段话，我硬着头皮读了几遍，我真的不懂Protagoras所说的刑法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云山雾罩。我很怀疑这段话的译者有没有把外国作者的意思弄明白。也很怀疑视外国作家“金玉良言”为圭臬的中国法学家们是否搞清楚了没有外国人的思维，是否搞清楚了没有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比中国的圆？很怀疑这是在讲中国，还是外国？

　　我不是拒绝外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外国的法理、法律、案件可以为中国的立法提供参考，毋庸置疑，外国的法理、法律和案例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在中国，研究中国条件下的正当防卫，要用中国的语境，中国的法律，不要用外国的语境，外国的法律。这是在中国从事法律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外国的法理是与外国相对应的，拿它来解释中国的法律，难免不会牛头不对马嘴。这绝不是我的心态问题，相反，倒是需要动辄以外国“大师”的理论来处理中国具体的司法实践的人们注意一下心态，思考一下，为什么讲具体案例时不讲事实和法律，总是讲法理，讲完中国的法理讲外国的法理，然后再讲外国的法律、外国的判例。当然，我没有丝毫说Protagoras忽悠我们的意思，我是说不要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不要被外国的理论忽悠。当然，若讲到立法或修改法律，我完全愿意参考国外的法理、法律和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