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股权分置改革，则完全是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进行的一种平等交易。其一，非流通股进入流通违背原先承诺；其二，股权分置导致股价过高，非流通股一旦流通势必破坏原先的市场预期，造成股价下跌，使流通股股东蒙受损失；其三，国有企业在发行上市时，非流通股股东以每股净资产为成本换取股份，流通股股东以发行价格认购股份，持股成本大不相同，非流通股价值低，进入流通后必然获得溢价，由此构成不公平。[6]流通股股东获得补偿，是以其受损为前提的。所以说，“非流通股股东要给流通股股东赠股，十送三，十送二”，只是一种公平交易，当然是正义之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的过程中，尊重既得利益者——无论在新秩序之下抑或旧秩序之下，都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如此成就和建立的新秩序无违正义。反之，从正义的原则出发，就不能得出绝对尊重既得利益者的结论。张维迎教授所举的三个例子，也都只是说明，符合正义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在改革进程中受有损失，应当得到补偿。同时，这种补偿本身也是正义的。但是没有证明非正义的既得利益者应当得到补偿的命题。

　　对于既得利益者可能存在违法的情形，张维迎教授不是没有认识到的。他的文章中谈到：“最新的经济学分析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违法’行为，只有通过特殊的措施了断，才能把整个社会从‘违法陷阱’中拯救出来，建立起良好的公共秩序。”该文中，张教授对于“最新的经济学分析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语焉不详，本文作者也不便置喙。但对于违法行为，如果不但不予追究，反而承认通过违法取得的既得利益，其结果将是“建立起良好的公共秩序”，还是公开的腐败制度？这是不容回避并值得深思的。违法是秩序的天敌，违法的传染性是秩序的毁灭因素，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斯不可不察也。

　　张维迎教授还举例说：“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廉政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队伍是很腐败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大赦’，香港警察队伍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廉洁起来，也很难有香港今日的发达。”对于这个例子，本文作者认为：当腐败制度化，邪恶秩序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个人深陷其中犹如洪流之蜉蝣，随波逐流是不得已的，要求个人为秩序的错误承担全部代价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所谓的“大赦”，对个体而言也并不违反正义。关键是，这里面只有既往不咎，并未涉及到补偿既得利益者的问题。因此，这一论据其本身即使成立，也不足以支持补偿既得利益者的论点。

　　张维迎教授提出尊重和补偿既得利益者，换取其支持而不是反对改革，肯定还有提高改革效率的考虑。但效率与秩序一样，虽然也是法的价值，但都是正义统率下的价值。一个社会无论效率多高，如果不关注正义的实现，则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如果将这种观念推向极端，则不是一个人类社会，而是一个野兽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