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俄军出动解决不了问题,美军的全球行动也根绝不了其本土的恐惧,这些“治标”之术未能对症下药。我觉得西方的傲慢仍在继续,缺乏深刻的反思和重构国际伦理的意识和能力。而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全球化对所有国家内部秩序的资源耗尽和治理危机的负面影响也在继续。在人类学会国际层面的民主生活和国内层面的尊重/宽容之前,我们仍将生活在这样的“恐怖主义”阴影之下。我们不能单纯依赖警察力量的增强,而应在秩序尚未崩解之前,通过全球(主要是大国)的文明对话和制度协作,真正发展一种尊重与宽容的国际伦理,发展国际民主,强化对弱势文明的尊重和扶持,注重倾听和反思,遏制贪婪和黩武。恐怖主义是国际游击队,任何一国的单方行动无济于事,以坚持文明的偏见为前提的反恐统一战线也不能奏效--美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国家战争形式下的德国纳粹或日本法西斯,通过击败国家即可终结战争,它面对的本质上的“文明”的战士。这是西方文明,也是人类共同的境遇和挑战。
中国以痛苦牺牲和挣扎建立了独立国家,通过改革开放跻身大国行列,避免了因主体文明缺乏核心国家而落入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命运,但其国内秩序同样面临俄国式的威胁。内部秩序威胁尽管有着国内政治处置不当的某些原因,但其精神根源在于国际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提供的民族自决权理据。在此意义上,国际恐怖主义与国内分离主义具有精神根源的同一性,甚至已经发生了某些联盟的形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莫斯科爆炸发生后,纽约和北京立即强化安保措施。中国既然按照西方模式并通过积极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获得巨大成功,其就难以避免西方模式下的弊病和缺陷。不仅对自己负责,也对世界负责,我们祖先的经典抱负启示我们在“发展”之余需要思考责任的哲学,亦即如何识别与创造性运用自身的古典资源贡献于自身现代秩序乃至于现代人类秩序的建构,尤其是对危机的诊断与回应。既然我们已深陷于这个世界,这个“恐怖主义”的世界,既然中国已经是“初步”的大国并因为学习西方以及生活在西方制造的世界中而不得不沾染西方的痼疾,我们就更有必要反观自身的文明内部,对自己和世界负起责任。
2010年3月30日晚于北京小南庄寓所
【作者简介】
田飞龙,系北京大学法学院
宪法与行政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