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自由意识的丧失使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增强

　　约翰·密尔曾说，凡是自由的人民都能处理好公共事务；凡惯于处理公共事务的人民都是自由的。“旧制度”下的法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自由意识的普遍丧失使民众不再热心于公共事务，加之中央官吏事无巨细大包大揽，人民便普遍产生了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诉状数量浩繁，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当时，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求于政府：贵族请求减免税收，实业家请求发给贷款或授予商业特权，农民则请求政府提供农业指导或赔偿财产损失。依赖政府的结果，一方面使政府更加专断，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日益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于政府”。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革命的发生便不可避免了。

　　3．自由意识的丧失使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弱化

　　自由意识的丧失除了引起社会的封闭隔阂与民众对政府的依赖，还大大弱化了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客观上有助于政府的专断。上述的两点因素固然是监督弱化的原因，而民众内心的观念变化乃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中世纪，民众的自由意识往往通过对政府的监督而转化为行动。一方面，当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设有定期的全民会议，民众在会上可以对当局畅所欲言、批评建议，还享有选举地方管理人员和对地方重大事项投票表决的权利。地方自治及其独立的组织有利于平衡上级政府对基层的过分干预，有助于打碎权力的垄断，维护人民的自主性和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在中世纪，各种政治结社也并不罕见，它也是反抗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然而到了十八世纪，随着王权的强化和民众自由意识的衰落，全民会议的监督在许多地方已不复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徒有虚名，仅存“空洞的自由外表”。政治结社在专制王权下遭到灭顶之灾，此后来自民间的舆论监督虽然绵延不绝，但是失去了自由意识的舆论只是出于一时之激情，既缺少思想，又难以长期持续，甚至往往稍纵即逝，对政府并无影响可言。托克维尔不无嘲讽地写道：“舆论的力量就连那些常常压制它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但这种力量强弱无常，大起大落：头一天强大无比，第二天几乎难以捉摸；它永远毫无节制，变化多端，难以确定：它是没有器官的躯体；它是人民主权的影子，而非人民主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