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政治具有先在性与现实性，构成文明共同体的最高智慧，也是共同体的最高之善。社会必然是多元的，有差别的，而国家则须为统一的政治体，而且，是具有决断权的政治统一体。政治统一体即主权，主权是一种决断非常状态的决断。因此，基于打破僵局，推转历史巨轮继续向前这一问题预设，自由民族主义的共和法权理论呼唤决断，其实是在呼唤一种主权者意志的伟大展现，也就是在涵养民族性灵的最高之善与中国文明的最高智慧，同时，表达了塑育主权与主权者的诉愿。基于人民主权的国家主权及其肉身化的赋权，辗转为形诸立法主权的宪法政治与法治主义的行政，可能是实现当下决断的可欲方式。就此而言，上述种种表明“中国已然进入训政初期”的政治现象，非唯羸弱弊政，相反，倒是构成引发主权者进行政治决断的历史契机的必要条件。
职是之故，作为对此主权者及其政治意志的软化和制约，防止早已上演多轮的历史悲剧重演，从而顺当突进这一历史进程，自由民族主义的共和法权理论同时强调，决断是政治统一体的选择过程，因而，必然是非私人性的，注定了只能是国家政治，而且，是一种公共政治。决断需要经由行使立法主权来实现，包括市民的立法和政治的立法。换言之，藉由集体行动机制和公民自由原理，将此决断换形为人民的立法主权，以社会生活本身的变迁为基础，藉立法开道，用法律的现实化与技术性要素，规制决断，避免重蹈造神覆辙和意识形态纠缠，同样是一种警怵之策。也就是说，任何肇端于政治动员的“决断”，必须以“立法主权”调控下的法律表决为自己的合法性形式，换形为“立法博弈”的程序主义安排。在此，自由民族主义法权理论主张高举两面旗帜，即一方面肯认此时此刻的当机“决断”对于历史进程可能起到的打破僵局的冲决功效，同时藉由自由、平等、公民联合与国家利益等四项原理，特别是自由原理和集体行动机制，筑堤设坝，将决断的滔天洪流输浚于立法主权的河道之内，从而最终导向宪政正义。因为，如果说“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领袖人物不能自己冒承具有英雄的能力”，那么，对于民主社会这一前景的呼唤同样不能仅仅寄托于“英雄的能力”和“英雄人物”的决定意志。但主权者的伟大决断可能以一人之身，推进现实往前腾跃，使历史接近于这一前景，却确为实情，亦且为历史所再再佐证。因此，这一理论铺陈看似一厢情愿，本身也可能颇多矛盾，但现实本身如此矛盾，万般纠结，因此只能以“实践逻辑”破解，至于理论运思优美与否以及表面的矛盾，只要无损于实践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妨略而不论的。
由此，如果说施密特式的政治概念在于以性恶（无辜的人类邪恶）为立论点，旨在彰显敌我关系的对立的话，那么，此刻对于政治本质的呼唤和彰显，包括对于主权者及其肉身化的赋权的理论说明，不仅在于承认政治的概念的确立基于“无辜的人类的邪恶”，政治的概念不可能从乐观主义出发，但是，与此同时，却更在于说明，它会并且应当导向一种光明的结果，即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与人类永久和平，而恰成中国文明政治秩序的助产士。
走笔至此，不能不提到一种观点。有人说，我们应以大局为重，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暂先悬置民主、言论自由与政治建设；只要再熬30年，中国经济必将更为繁盛，中国社会一定更加繁荣，中国综合国力势必更为强大，那时再去发展民主，建设多元社会，享受自由，行使政治，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换言之，此刻需要顾全大局，以牺牲当下利益，谋取发展（首先是经济成长）以及发展所必需的稳定和秩序。
其实，这种思潮并不新鲜。所谓“牺牲两代人”或者几代人，以换得未来光明前景的宣谕，信誓旦旦，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会是最后的。曾几何时，那种为了实现“基督天国”式的人间乐园而牺牲当下和小我的做法及其恶果，“很斗私字一闪念”式的左翼极权政治，曾经给数代中国人带来灭顶之灾，其之创巨痛深，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