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序列的四项“政治”，即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和维权政治，既为日常政治准备了条件，也就是在为从训政过渡到宪政预作准备，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日常政治的表象与原因。在笔者看来，宪政所需要的四项基本条件，恰恰可从上述“政治”中引申发展而来。除开日常政治这一条件外，就当今中国而言，宪政需要民主、法治与共和等基本要素。如前所述，“规则政治”具有导向法制或者法治的可能性，民主来自“维权政治”，而首先是税收符合公义、建立公共财政、产权法治化的努力，等等。凡此种种，也正是当下维权政治的致力方向。共和则引自“民意政治”，指向共善与均富基础上全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正如日常政治来自于“平庸政治”。
凡此诸端，有望于未来一统于宪政框架，造就一种以法律信仰和宪法爱国主义来收束公共生活，训导政治的宪法文化，从而最终造就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仅就此刻而言，其所营造的，也只能营造的，却是一种训政意象。特别是维权政治，以当下、直接和普遍的压力形式，传达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信号，促使行政做出政治回应，最为有效地发挥了训政效能。行政高层于此所作的正面回应，一定程度上兑现了政治的本质，彰显了政治的德性，从而为引导其效力于建设现代中国的国家德性，提供了制度想象力。而能否从此训政过渡为宪政，使得想象力指向的历史必然性愿景变成现实政治秩序，现有体制于“刺激－应对”中的自我演生固为根本因素，但是，因应于政治的本质属性，彻底实现政治的本质，推正在爬坡的中国历史进程一把，达致国家建构进程的政治性生存，同样是必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历史要素。
政治决断
在此，政治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决断”。而且，它不仅是政治的本质，更是政治的义务，践履这一义务、恪尽这一本质是政治家的责任伦理，蔚为政治从业者的天职，也是使得行政有机会进境为政治的枢机。否则，便是伪政治、取消政治，或者，反政治。可以说，未曾感知决断的政治从业者，从来就不是政治家，正像历史没有给予决断机会的政治家，永远只能曲居潜在政治家的行列，可能充其量不过一介行政干才而已。然而，如果历史展现了给予这一机会的善意，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却冥顽不灵，怯于或者拒绝兑现自己的责任伦理，那么，这样的政治从业者，当然不是政治家，毋宁，市侩、平庸甚至于不负责任的政客罢了。
当下中国，转型历史正在爬坡，需要的是助力“推一把”；民主政治正在敲门，缺的是“临门一脚”。对于富于理想并且深谙政治本质的政治家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时代呼唤着自己的政治与政治家，要求他们经由政治决断，将中国从训政引领向宪政，最终完成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现代性转型，彻底走出历史三峡，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而且，其真诚与迫切，丝毫不逊于“1978年”或者“1992年”等重大转折时刻，而就“历史意义”而言，势必远远超出当年。
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时代展现了尽速实现政治本质的历史善意。我们知道，政治的本质不仅可能表现于平时，更会展现在非常态之际，而且，非常态时刻所需要并且赐予的展现机遇更为充沛，对于两种世态的把握以造就或者扭转时代，是真正的政治家的天才禀赋。在此意义上，就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而言，需要的是推正在爬坡的历史一把，渴求的是临门一脚，因而，基此愿景加速这一转型，不仅不是对于日常政治的反叛，恰恰相反，是扭转平庸政治，经由规则政治而缔造政治规则的伟大行为。就中国尚未走出历史三峡，处于大国成长的关键时段，因而依然位处非常时期来看，推一把、踢一脚，例属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必得非常之果，而呼唤着非常之人的应运而生。如果说政治的技术合理性在于区分敌友，那么，其道德合理性则维系于国族生存。国家作为民族状态的终极格局，属于并且源于政治，而且，以政治或者特定政治为本质。反过来说，“国族生存”要求政治与政治决断，而国族生存依恃于并且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国族成员的安全与福祉。另一方面，政治决断展现的政治意志，同样托命于国族生存，正如所谓的“体制”必以国族生存为鹄的，方堪托命。在此，实现政治的本质，果断“决断”，其实是在完成双向托付，履行义务，既是启示，也就是天命。经此过程，展现政治热情与政治从业者的理想，不仅表明实施决断、实现政治本质的履约，而且，它凸显的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国族位格的伟大行为。否则，不啻“抗命”，而且，实为“背约”，表明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分裂之势，最终危及的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国族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