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晚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与民生路，甚至容忍市民社会的嚣嚷生态，鼓励凡俗尘间的浮世繁华，不仅是世俗理性主义引导下行政高层务实路线的善果，而且，其张驰收放，无一不是因为感受到来自民间的压力，所以才会有所因应。正是包括起自小岗村、形诸今日的形形色色的“维权”活动所造成的民间压力，彰显了释放民间活力的紧迫性，表达了承认“人民”的政治正当性的必要性与“公民”的宪政意义的紧迫性，从而才有了今天相对宽和的时代氛围。也就因此，晚近中国的转型与进步源自多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万千中国人经由“维权”，对于公共权力施行“规训”的拼死努力。可以说，正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舍身犯难的“维权”斗争，一种承认政治意义上摆脱“主奴关系”的人道抗争，养育和造就了此刻的中国。而这就是“训政”，一种实实在在的规训行政、培养政治的伟大公民事件，也是通达真正政治的不二法门。
民意政治和维权政治引发了一起又一起公共事件，促成了一场又一场公共讨论，已然发挥并且正在发挥着建构公共空间、提炼公共理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换言之，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政治旅程中，“民意政治”和“维权政治”的出现就是最大的公共事件。而这宗最大的公共事件的最大效应，就是触发了对于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的关注，彰显了公共空间的阙如是中国社会的软肋，公共理性不彰正在成为妨碍中国走向成熟国族的最大障碍这一事实真相。而解决之道无他，还是要通过规训公共权力，不断、持续而有效的规训，于训政中求政治，在培育政治中提炼宪政，最终造就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
晚近维权政治的出现和官方就此进行的回应表明，权力本性上是恶的，易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趋向于恶，从而具有腐败的绝对必然性，必须时时予以规训，才能指望它正心诚意，走正道，办正事，得善果。即便如此，也还是防不胜防，更何况民权不彰，制衡体制阙如。在过往三十年的进程中，整体而言，法学界奉守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所进行的权利“启蒙”，特别是法权主义进路所昭示的程序理性与救济提示，于此厥功甚伟。可以预言，随着训政进程的深入，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常态发展，日常政治登场，法制和法学在培育政治、建设中国文明政治秩序中的积极作用，将会愈益凸显。事实上，之所以说凡此上述四项“政治”导向一种“训政”轨道，就在于它们引来并且营造了一种日常政治景象，而所谓的宪政不是别的，恰恰以日常政治为基础，而且构成了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
日常政治
宪政是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换言之，在非常政治时刻，谈不上法制与法治，更遑论宪政。姑且不论革命与战争将法制和宪政放逐，所谓“战争让法律归于沉寂”，就是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也常常不免以暂时搁置宪政为条件和代价。对此，中国心智其实已经理解，并且，谅解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梳，即基于“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区分对于当下中国历史时刻的判断问题。总体而言，启自鸦片战争，晚近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进程，均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非常时刻，也就是一种非常政治时段，以“历史三峡”名之，恰如其分。但是，就峡中景象来看，在“三次改革开放”这一总体段落框架下，愈往晚近，愈趋常态。换言之，启动三次改革开放之际可谓非常时刻，如同“八年抗战”与国共内战绝对是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而后的时光就相对“常态”一些。就眼下正在持续进行中的“第三波改革开放”而言，1978年末和1992年初，可谓两大非常时刻，需要解决“方向”“路线”的大是大非，事关“中国往哪里去”这一生死攸关之事。愈往晚近，愈益常态，大声疾呼的“启蒙”与“解放”所终于迎来的，不过是也只能是一个世俗化的庸常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过去了，正如“大革命”早成昨日风景，只遗存于历史记忆深处。时至今日，正不妨说，中国已然步入日常政治时段，也必须尽早进入日常政治状态。而宪法政治恰恰是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以日常政治为条件和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