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而言之，规则政治逐渐抬头，不仅源于“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势力格局，而且，不能排除代际更替带来的观念转型所发挥的“支援意识”作用，而同样蔚为一“理”。在此规则政治主导政治行为，而非宪法政治主导政治的平庸时刻，一个善良的愿望是基于权力代际递减律，代际更替引发的观念转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究极而言，若无底层社会的参与热情所表述的对于真正的政治的渴求，基于分配性冲突而凸显的社会紧张，仅仅基此“势”与“理”，是不足以造成刻下的训政意象的。换言之，“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谁”，不能遗漏亿万“民众”。他们是“谁”，“谁”又在乎他们，俨然成为一个问题，严重的、迫在眉睫的、不得不回应的问题。正是因此，他们进而蔚然成“势”，推逼着规则政治逐渐不得不讲政治规则，并且有可能导向讲求宪法政治的未来。而一旦不得不开始讲规则，就是在对政治做出行政回应，而为规则政治迈向法治政治预留伏笔。一句话归总，无名的民众，在此成为“谁”与“谁”格局中的一方，“怕”与“被怕”的对象，才是导致刻下情势的根本原因。如同曾经上演过的政治历史剧所演绎的情节那样，无名的民众不是通过别的，正是经由“维权”，彰显了“民意”的向背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决定性意义，才使得民意政治与维权政治，成为此刻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而共同引导出政治场域的训政意象。
民意政治
晚近十多年来，随着权威代际递减现象而出现的，是政治场域的“民意”权重逐步递增。“民意”作为一种政治因素，而非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社会心理现象进入政治合法性的考量视野，蔚为一“势”，甚至似乎成为了“谁”，获得了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响应，正说明形势比人强。如果说前者可以归纳为“权威代际递减律”，后者则似乎彰显了某种“被治者”的权重在合法性天平上“增量发展”的现实性，而构成了下文将要论述的与民主接轨、引导训政过渡到宪政的可能性。凡此无名，姑以“民权代际递增律”名之。其与“权威代际递减律”同源并生，构成了同一历史进程的双翼，同一主题的复调形式。
这一历史进程和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对于公共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追问与重构，有关经由限制公共权力而规范公共权力，导约其进境至宪法政治的政治努力，恰恰彰显的是一种“训政”的政治进程与社会努力。不可否认，无论是“个案”民意，还是大众民意，前者如杭州“周久根案”，后者如日益强劲的要求调整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一点一滴，已然或者正在影响着行政决策与政治进程。在此，表现为网络议政现象的“民意”褒贬，充当了言论自由匮乏年代的发声装置，也是具有一定效能的体制外制衡力量，构成了“训政”初期的一大公器。在平面媒体“第四权”虚弱不堪，而“代议”形同虚设之际，“网络议政”代为传声，将威权政体下无法“上传下达”的，摊在了阳光下，从而迫使当局为了政体的合法性，不得不有所动作，在在说明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颠扑不破之理。特别是2009年的“绿坝事件”，经由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介所表达的民意，强大的民意所彰显的理性逻辑和压倒性声势，使得政府在事关公民宪政权利上的乱作为，率尔操觚，居然不了了之，草草收场，更是将“训政”意象推展为当下活剧。
民意之所以能够发挥训政作用，进而形成民意政治现象，在于传统的权威资源代际流失，因而，一方面汲汲于“保八”，继续将蛋糕做大，以GDP合法性维护政体正当性。另一方面，置此社会参与热情亟需释放的当口，从民意中汲取合法性来增益权威，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也就因此，民意才能多少成为权力的督导因素。事实上，晚近几年来，虽然一方面“精英寡头化”的倾向并未止息，国有垄断企业的寡头们掀起的“国进民退”甚至更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生态与民生福利，但是，与此同时，免除农业税、推行全民医保、提高退休金等等“洒毛毛雨”式的举措，星星点点，却使民意甚感慰藉，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最高层针对“个案”民意做出的果断反应，包括事后以司法程序来收束，都赢得了掌声一片。情势所至，当今中国，任何再霸道的官员也怕自己“被上网”。——亿万国民在被国家统计局“被涨收入”的同时，居然操握了“被上网”这一筹码，虽非体制转型，却是一大变化，正说明“训政”就在当下。就此而言，对于经由网络的“民意”的正面作用，再怎么褒奖也不算高估，正如切不可低估现有政体的应变意识和自我修复能力，相反，应当容忍并且鼓励诸如此类的体制性积极反映和反应，以“各得其利”的结果发挥民意的善良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