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所谓规则政治，并非一定意味着法治主义意义上的“依法办事”，亦非等同于对于宪法规范的奉守无违，更不是政治正义意义上的宪法政治。毋宁，它讲述的是确保“大家”都能进入和保有体制中的发言权，以权力入股参与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介乎法治主义的规范政治与通常所谓的“潜规则”政治之间，而蔚为“大家”进入“政治场域”并进行“政治活动”不可不依的博弈守则。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官场潜规则”所能概括，此种市侩主义的衙门阴刻与胥吏套路，讲述的是媚上欺下、左哄右瞒、溜须拍马、拿捏分寸、吮痈舐痔的生存术，哪里只是今日的景象。
譬如，以“生日”划线决定进退，排除了强人政治的生理可能性，可谓一种应急性的规则政治，一如从“一线”退居“二线”，依例而行，迄今渐成凡例，都是削弱威权政治，引导其嬗变为规则政治的“规则性”对策。凡此规则的良性发展，有可能成长为法治政治的可能性制度空间。迄至有人“裸退”，似乎更是在为某种制度性因素的成长积累人身个案。反过来说，倘若“生日”不到，遽予进退，或者，应归二线，不愿“裸退”，却予屏退，均为“不讲规则”、“打乱规则”之举，可能同样遭致不容。其他各项，尚有多种，不予一一，但均为规则政治之例，则无疑义。
总体而言，较诸法治政治或者宪法政治，规则政治尚处于前政治时代，难称其善。但是，相比于威权主义的独断政治或者独裁政治，却要“讲理”得多，“有规则”得多，也似乎人道或者民本得多，而且，更多程序主义制度因素，已然接近现代政治的门槛，不一定反政治，可谓“进步”。而无论是“有规则”，还是“讲理”，抑或人道与民本，特别是程序主义的制度因素，都是独断政治或者独裁政治的对立面，从而，它们表明了一场正在行进中的悄然变革，即经由“大家”共治这一格局来约制权力，以及一定程度上权力的自我约束，从而通达真正的政治秩序的当下努力。
在此过程中，一个逐渐达成的共识，也是导致规则政治逐步抬头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倘若连此规则亦且不讲的话，那么，必然置体制于危殆之中，任何既得利益都将化为乌有，大家一起玩完。而维护既得利益，“维持”住既有统治权的存续，可以超越一切利益之争，才是最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自身的最大利益，自然不言自明。换言之，只有共同奉守凡此规则，才能捍卫大家一起赖以生存的体制，以对体制这一股权的维护换得自家的权力股份，进而才能以权力入股参与利益分配。——而这就是所谓的“讲政治”，虽然其实并不政治，无政治，甚至反政治。借用梁漱溟先生当年论述宪政原理时使用的“势”与“理”这一对概念，不妨说，“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格局，可谓之“势”；凡此对于既得利益及其与现有体制内在关联的体认，对于有关“规则”的必要性的认知及其尊重，则为其“理”。两相粘合，却发挥了某种权力的自我谦抑效应，而导致训政的结果，自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当然，若无下文将要简述的对于民众之“怕”，仅有凡此两项，还是不足以造成这一善果的。
凡此理念，不仅导致规则政治出现，在威权主义的强人政治与法治政治之间临时充当了一种过渡角色，而且，它造成了“改革开放”在刻下的停滞不前，甚至于理念层面的倒退，在表明这确属一个平庸政治时段的同时，提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建构新型国家哲学，实现政体转型的迫切性。换言之，将规则政治引向法治政治，更进益为宪法政治，解决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转型和新型政治秩序的缔造这一最为根本的“中国问题”，恰恰是此刻不可回避的政治使命，也是不枉规则政治，而近似于政治的政治努力。进而言之，“谁都不怕谁”格局中的“谁”要是率先扭转此种情势，将“维稳”力量更张为“维新”因素，拨转中国政治船头驶向法治政治，乃至进境于宪法政治，谁就占据了政治主导权与政治合法性，“大家”也就不得不服。这是后话，涉关所谓“决断”，下文还将详论，这是仅作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