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以“拖”待变，求于“不争论”和“不折腾”中延祚，根本原因还是一个既得利益问题。道理很简单，只要能拖一天，则既得利益，特别是政治领导权就能维持一天。其于政治集团，固然事关根本，其于个人，同样意味着福禄双全。一旦以政体变革来应对国家利益合法性转向的大众呼求，来接应中国转型的历史前景，则既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顿成现实性，而这意味着天大的政治责任，也许要搭上个人的政治生命。面对此情此景，谁也不愿意承担历史责任，或者，也无力担承。既然如此，只好大家一起来“维持”，这样至少可保眼前利益，也是“大家”所心照不宣的。当年邓公说“儿孙的事留待儿孙自己去解决”，实为以时间换空间，期于模糊现状中予现状以转圜之机，属于绝顶的政治智慧。今日“儿孙”再这样说，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属于能推脱就推脱，不敢直面历史的“平庸”罢了。一如“韬光养晦”转而为“维稳”，便格致尽失，等而下之了。而这，还是“平庸政治”的表现，正为“训政”时期来临的征兆，可能，也是“训政”得以进行的条件。置身历史三峡，脚下激流翻滚，滩险浪急；放眼望去，四维峭壁危岩，前程漫漫。如果说当年的袁项城，如唐德刚先生所言，“望峡生畏，要调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那么，今日以拖待变，似乎还算是聪明的呢！只是，其对现实和既得利益确有“交待”，而对历史和整个国族利益，特别是对那个叫做“历史时机”的东西，则难以“交待”了。
在《袁氏当国》中，唐德刚先生曾经提出过威权政治的“权威代际递减律”这一命题。即第一代打江山的领导人享有绝对权威，属于不折不扣的“奇理斯玛”，真正的魅力型领袖，以后其“魅”逐“代”递减，以至于无，因而，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此观之，则自毛、邓以还，经过四代更迭，权威代际流失明显，亟需寻找新的合法性。处此世界格局，如前所述，以重回绝对威权时代来增益合法性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又无勇气和条件即刻启动法理型权威塑造进程，因而，只能拼命“维稳”，靠“维持”来打发，而恰成一种“训政初期”的意象。
也就因此，此刻的中国政制呈现出一种复合形态，糅合了模拟的民主政体、传统的王朝代际政体、元老院制度与禅让制度等各种因素，分别以人大制度、第某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安排、政协制度来体现和落实。经此模拟，它们提供了一时之需，满足了多方面的需求，但却回避了政治正当性与宪法正义这一根本性时代难题，从而，在发挥了基本“维稳”效能的同时，潜伏着并悬置了政体与政权的双重危机。如果说中国特色，这正是特色所在，但却并非最具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较好制度选择，也是不言自明的。
规则政治
由此，与平庸政治联袂而出的，必然是“规则政治”。晚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与“奇理斯玛”早已脱魅，强人不再的历史进程相伴相随的，是世俗化色彩愈益浓重，世俗幸福而非“神圣幸福”，成为历史必然性前景，也是市民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愿景。此情此景，如前所述，堵绝了任何再现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可能性，甚至连“一超多强”的格局亦且不复存在。即便有人乐意重温旧梦，事实表明，非不为也，势不能也。恰恰相反，社会的多元化趋向和开放性发展，釜底抽薪般地掏空了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前提，使得“谁也不怕谁，又谁都怕谁”的势力格局定型，表明谁都需要妥协，在妥协中求得自保，进求发展，才是常态的政治之道这一道理愈益成为分享着的共识。凡此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自我演生的政治进程，在宣告仅凭强人一己政治意志主导政治进程的独断政治历史不得不告一段落的同时，提示了建立政治规则与规则政治，并且依此进行政治游戏和游戏政治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