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步入训政初期
许章润
【全文】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曾经天才预言，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必将经历军政、训政与宪政三阶段。此后包括台岛在内的中国转型历史，说明这一预言多少已经变成了现实。此刻断言“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根据在于据此而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判认，即大致从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施行一党专政，到1992年邓公南巡重启“改革开放”，至晚下迄邓公驾鹤西归，属于中国的“军政时期”。台岛的情势略有不同，这一时段的后限大致为1975年蒋公去世。邓公驾崩后十多年，为一过渡期，牵引出晚近“胡温新政”。由此起航，特别是最近两年的发展，表明中国“训政时期”来临，略类于1975年以降至1996年“大选”期间的台岛情形。1996年的“大选”，特别是2008年的政党轮替，表明台岛政治正式进入宪政时期。在台湾，这一“训政”过渡期约为二十来年，还算平稳，结果称善；大陆情形复杂，牵连广泛，遭临前所未有的多种变量，可能至少还需时二十年。
这里，笔者从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维权政治以及日常政治五个方面，对此细予阐说。
平庸政治
首先，晚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导致中国进入“训政初期”的基本因素，就是强人政治不再，平庸政治登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权威形式来看，至晚从邓公仙逝以降，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便已一去不返，即便君心有意，私淑再三，也无重启强人政治的现实可能性了。自此以还，遍寻国中，无人得当这一角色，或者说，再也不存在造就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了。造就绝对权威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不再，绝对权威随之不存，犹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察于此，模仿强人，甚至自以为强人，徒落笑柄而已。另一方面，法理型统治远未登场，完全经由法理权威而执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尚不具备，或者，当事人囿于利益羁绊，不愿意即刻俯就这一权威形成程序。置此前后过渡时段，只好一切以“维持”为务，以待时变。格局既定，响应风从，从上到下，一以“维持”自允。所以，整个体制，才会疲命于“维稳”这一当务之急，也才会有“维稳”这一“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于，为了“维稳”与“维持”，不息“花钱买平安”，以向民粹主义低头来换取“稳定”，换言之，换得统治权，将堕落政治的市侩和短视，暴露无遗。
在此语境下，“不争论”与“不折腾”成为平庸政治的不打自招。所谓“不争论”，在邓公时代所针对的主要对手是“极左”势力。避免“姓资姓社”一类的争论，抢得时间，概属一种旨在避免节外生枝、确保改革开放顺利推展的策略。事实证明，此种争抢时间，懒得纠缠，免于意识形态斗争，依恃社会经济的成长来自发消隐“极左”势力的策略，不仅是成功的，而且，代价较小，“深得民心”。当其时，“极左”势力做事不行，添乱还行，因而，避其锋锐，不失一着高招。然而，与此相反，到了如今这一地步，“不争论”除开表明自身道统不足，新型国家哲学与政治本身的意识形态匮乏，因而，无心、无法也无力“争论”之外，唯一能够说明的，不过是平庸政治的鸵鸟心态，一种“维持住”，“维持”一天算一天的“平庸”而已。因而，“不折腾”应运而生。所谓“不折腾”，其正面意义在于彰显了执政者再度决意摒弃“运动”式整治的政治意志，而“运动”，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记忆而言，都是一种噩梦，时至今日，谁再玩弄或者变相玩弄这种政治术，谁就会丧失政治正当性，自取灭亡。就其负面意义而言，如同“不争论”，它不仅屏蔽了对于当下秩序正当性的自然法追问，而且，更在于暂时阻塞了应对分配性冲突、拓展新型政治结构的民族想象力，将一切托付于“维持”策略，其实属于一个“拖”字诀。而“拖”，不是别的，正是平庸政治的行政现象，将一个缺乏理想、抱负与血性，充盈市侩政治、投机心理和平庸气质的当代行政，展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