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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
美国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联盟由生物技术工业、大型的农场主、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组成。并且，美国农业部获得许多资金支持来推动生物技术工业，因此其受到生物技术工业游说团体的巨大影响。[28]更大的支持因素是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特别是白宫和国务院。作为转基因食品的规则制定者，他们和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行为者的非正式的合作说明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也说明了美国转基因食品政策为何如此宽松。转基因的支持者在美国组成了强大的成功的联盟。他们的目的协调并围绕在维持相对宽松的规则。事实上，美国转基因支持者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转基因食品在整个食品链中都受到支持。特别是，美国主流的农场主，是主要的农业生物技术的使用者，是美国转基因支持者的中坚力量。同样重要的是在当消费者开始质疑食品中转基因的存在时，食品的加工者和零售者并没有拒绝转基因技术，只是更加谨慎的支持。而且，美国转基因的支持者普遍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一个关键的，前途光明的工具，转基因技术是对环境友好的技术能减少农药的使用，而且帮助解决世界贫困。美国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包含有机农场主、消费者和环保及公益组织。在美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批判比欧盟少而且不集中。环境保护者和部分消费者组织追求更多的限制政策，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最后目的。环保组织要求以过程为基础的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规则，更中立的组织的主要目的是更加一致的、涵盖广泛的以及透明的决策程序。更多的，食品生产者、制造者和零售者只是有限的支持农业生物技术，他们不打算加入反转基因食品的团体。在美国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支持者在维持宽松的农业政策上已经获得成功，反对者很难对现存规则要求更多限制。
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联盟比美国少。唯一坚持的支持转基因食品的是生物技术工业。主流的欧盟农场主从生物技术获得的收益比美国农场主获得的少，因此不是坚定的支持者。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在90年代中期第一种转基因作物出现的时候是支持的，但90年代后期消费者强烈反对使他们改变了立场。在那段时间许多超市上架食品是“非转基因”的，造成食品链中转基因的支持者很大的压力。欧盟委员会和某些成员国只是非常谨慎的支持者，支持者面临公众的敌意和对欧洲食品机构的不信任，因此，转变为更宽松的食品政策非常困难。[29]在欧洲，对转基因食品和作物进行严格限制是规则的主流。欧洲转基因食品的批评者也是有机农场主、消费者和环保分子。而且，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环保势力在欧洲政坛的不断扩大，对决策过程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些团体成功的使得政策对转基因食品施加尽可能多的限制，他们组织信息资源和时间，支持运动，揭示生物技术是以利益为主导的，非自然的，潜在有害的技术。消费者要求通过标识增加他们在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上的知情权。欧盟，反转基因食品论调获得主流的支持。
中国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主要是运用该技术并获得好处的农户，由于获得批准的进行种植的品种（棉花、西红柿、辣椒、矮牵牛花等）较少，除了棉农获得的收益较为明显外，其他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比较后优势不明显。而且中国小农经济的农业，使得这部分力量的汇集困难。中国的食品生产商是转基因的不坚定的支持者，一旦绿色和平等组织披露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生产商就会转而采用非转基因原材料，这在“格力高”、“麦德龙”和“好吃点”等事例得到说明。而中国标识的执行得不到保证，加大了生产商这样的机动行为。中国对转基因的反对声音微弱而不统一，主要的反对力量是消费者和环保组织。中国消费者一般而言反对转基因食品，但是当转基因食品如果产生足够吸引力的价格补偿时，大部分消费者会购买，这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决定的。2006年对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的调查发现，缺乏相关信息无法避免转基因食品在我国消费者接受转基因食品的原因中排名第一位，可见标识制度的执行不力导致消费者无法提出有理有据的声响。[30]值得注意的是，此外，中国缺乏拥有独立立场的影响重大的第三方力量，在欧美国家里第三方在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上发挥着重要的建立标准、测试、认证和执行服务，我国这部分力量的欠缺使得在标识的执行和可信度上都大打折扣。在我国，转基因的支持力量不够强大和坚定，反对力量难以团结一致，采用中间途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2）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
美国转基因食品目前主要的事件是2000年的“星联”（starlink）转基因玉米事件，“星联”是美国Aventis公司为饲养家畜和工业用途开发的，并不能作为人用食品而销售。但在Aventis公司制造的一种食用玉米薄片中却发现了这种转基因玉米成分。Aventis公司立即从市场上撤回了成千上万吨玉米薄片，但仍有几十名消费者称自己因食用了这种玉米薄片而出现起疹子、腹泻、呕吐和发痒等症状。[31]星联事件使食品生产厂商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Aventis、Garst 和四家食品公司承担了一起由消费者提起的集团诉讼，赔偿九百万美元给那些声称饱受过敏反应之苦的消费者。[32]“星联”事件使美国人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0年10月美国媒体及时跟进深入报道“星联”玉米事件，传播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美国一支非赢利研究机构——皮尤生物技术食品倡议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星联事件几个月后，44%的消费者获得了很多转基因食品的知识。“星联”案中只有小范围的消费者产生并不严重的不良反应并获得了巨额赔偿，而且美国公司及时的撤回了产品。因此，该案只是使得大范围的美国公众获得了转基因食品的知识，但没有促进法律的改变。事件只产生了有限的公众反应，因为获得及时有效的处理，这些事件没有使目前的支持转基因的政策倒退，没有很大程度上帮助严格转基因规则的支持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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