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经济原因
1．早期转基因研究政策的不同
早期的转基因政策是现在转基因政策的基础，通过调查早期的转基因研究政策，可以对现在的政策进行历史的理解并且可以部分解释现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的差异。
1953年Francis Crick等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1973年Herbert Boyer等第一次实验使用重组DNA技术使基因修饰变成可能。科学家对这个发现非常激动，同时也开始考虑转基因技术可能的负面结果。美国产生了重组DNA分子委员会，主席是Paul Berg。1974年委员会公布了被称为“Berg文件”宣布暂停某些种类的rDNA实验。1976年重组DNA项目咨询委员会发布第一个指引，禁止rDNA分子任意释放到环境，很小范围内的受到控制的试验田研究除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以及海外的科学家在rDNA技术使用了几年后，逐渐确信美国最初对该技术的谨慎太过了。从1978年rDNA的研究规则开始变得宽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科学发展让联邦政府有一定的基础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因此整体规制rDNA的使用没有必要。美国政府将由先前的限制rDNA的研究政策转向较为允许的宽松的规则框架。生物技术的宽松政策是里根政府确定的。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里根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增加国际竞争力而加强美国防御，刺激美国经济。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美国特别支持新兴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尽量少的对其进行限制。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民主社会赞同“DNA战争”，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得出结论是rDNA研究风险被过度估计了。因此1986年，美国宣布了合作框架。[19]
在欧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形。欧盟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开始制定规则规定生物技术的运用。原因之一是生物技术的最早出现是在美国，更重要的原因是在20世纪70年代协调欧洲国家的研究政策和在欧洲层面集中资金进行研究还在最初阶段。研究和技术资金在欧盟层面还没有发展起来。到1984年才启动了第一个研究和发展框架项目。欧洲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的会长在1978年12月，提出了“建议通过委员会指令对重组DNA工作的风险建立安全措施”，其强调rDNA技术的潜在收益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20]然而，同一时期，美国rDNA的逐渐积累的研究经验开始认为新技术不会象以前恐惧的那样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在1980年，提议的指令被1982年批准的没有约束力的提议所替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欧盟的技术特征是追上美国。[21]和美国比较而言，欧盟那时对rDNA仅局限在口头上和实验人员上，主要是rDNA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关注该争议。欧盟的媒体没有美国媒体那么专注于报告rDNA研究，欧盟的公众也很少知悉这些信息。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发生在美国的对科学在民主社会中的角色和对科学的控制的争论在欧盟并没有产生。这样的争论直到80年代末在欧盟才出现。在80年代中期，欧共体面临着需要规制第一个rDNA技术的申请时，环境运动开始非常具有影响力。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与rDNA的研究和转基因食品的政策的联系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环境保护组织强烈的质疑开发和利用rDNA的需要。非政府组织和绿色组织强烈反对转基因。简而言之，“在指责GMOs是一种非正常的危险上，环境主义者成功了。”[22]到80年代晚期，新技术面临的是合法性问题。[23]增加的环境意识使rDNA的研究和GMO的利用被决策者认为是一个环境问题，需要采用风险预防的方法。90/220指令强调以过程为基础的规则，强调在GMOs田间试验和商业运用上复杂的授权程序。该指令建立的GMOs的基本法律原则现在仍然在适用。
我国转基因食品植物的种植开始与1997年，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我国政府很早就开始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早在1993年12月份，国家科委就公布了《转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转基因的申报、审批和安全控制，规制的主要是转基因的研究，并非商业化。我国2001年《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将农业转基因生物按照风险程度分为4个级别进行管理，规定了研究、生产加工、进出口环节的管理。这是我国对转基因的最高层次的法律规定。我国的生物技术的研发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先进水平，2008年，中国政府表示在未来12年内投入35亿美元。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标识，中国需要转基因这样重大的科技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24]但研究单位主要是大学和科研所，生物技术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领先，因此，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实践的动力不足，尽管我国没有环保运动强烈反对转基因技术，但是也没有强烈推动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力量。我国对转基因研究大力支持，对商业化的支持力度不如研究大。
2．潜在的信念的重要性
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巨大不同还源于指导该政策的基本信念构成不同。
（1）竞争力和环境与健康保护的关系。
美国转基因食品的政策和生物技术的适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工业整体上特别是生物技术产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因此政策的角色主要在于是建立安全的可预见的规则让工业有效的，具有创造力的运行。相反，尽管欧盟的政策强调通过生物技术增强竞争力和避免生物技术带来的损害之间的平衡，但在转基因食品这个具体问题上避免损害的目标超过增强竞争力的目标。欧盟在该领域的政策指引是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环境免受转基因食品带来的潜在损害。因此欧盟的政策更加限制和严格规制生物技术工业。支持环境和健康保护措施相对阻碍了经济的竞争力。这并不是说竞争力和环境与健康保护之间是矛盾的，欧盟和美国都认为生物技术是经济竞争力的推动因素，都强调保护公民的健康和环境，不同的是，对这两者的优先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同，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