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中，也往往漠视“无罪推定”原则，为了突出其“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成就，也往往在在法院尚未判决之前，就大肆制造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罪甚至罪大恶极的舆论；有的司法机关甚至刻意抹黑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从而挑起民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仇视和憎恨，进而挑动民众对刑事辩护律师的非议。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律师法》还需落实
刘波：法学界对《刑法》第306条有许多批评，在你看来对于辩护人和代理人伪证罪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应该修改或者取消该条文？
张千帆：伪证罪哪个国家都有，不可能取消。一旦受到委托，辩护人有义务为被告尽力辩护，但是必须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辩护人显然不能主动或被动地纵容被告作伪证。证据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因而一旦构成伪证行为，国外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但是，“伪证罪”不能成为律师进行正当辩护的障碍，不能成为恐吓律师的借口。国内的问题在于，许多规定理论上讲得通，一进入司法实践就扭曲了，伪证罪就是这样。被告明明受到刑讯逼供，在律师鼓励下当庭翻供，但是如果法庭已经受到上级指示必须给被告定罪，那么律师就成了这种政治判决的障碍，于是就给律师罗织了一个“伪证”的罪名。要弄清律师是否做伪证本身并不难，但是司法不独立，这类问题就无法解决。
周泽：这些年来，有很多律师被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追究了刑事责任，而其中很多对律师的刑事追诉，都很难说是正当的。这也正是《刑法》第306条受到批评，甚至有人主张修改或取消该条文的原因。实际上，受到诟病的诸多以《刑法》第306条追诉律师的案件，问题并不出在法律条文本身，而是出在对该条文的正确执行和适用上。
在刑事司法中，虽然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法律上都负有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职责，但这些机关最重视的还是“打击犯罪”。对一个受到刑事追诉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能否被顺利地定罪处罚，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法院也有“打击率”的追求。因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所追求的目标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甚至法院，经常是完全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