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律师无论在民事诉讼中代理原告还是被告，无论在刑事诉讼中代理受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还是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辩护，都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都需要忠实于当事人的委托，维护的都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就算是“坏人”，毕竟也是人，也应有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使是“坏人”，也只承担与其过错、违法或犯罪行为相当的责任，而不承担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他们也有获得律师帮助以维护这种合法权利的权利。从不断曝出的冤假错案来看，被当成“坏人”受到追诉的人，可能并不是真“坏”，司法机关是可能冤枉他们的（可能是因为滥用权力，也可能是因为认识能力不足），如果没有律师为这些人辩护，他们被冤枉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律师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权利的护卫者，另一方面则是权力的制约者。前者可视为律师的社会性的角色，后者可视为律师在司法体系中的角色。
刘波：你如何看待律师队伍对于中国司法改革和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意义？
张千帆：律师是维护社会法治最重要的力量，一个没有律师或律师不能发挥作用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一般认为法官才是社会法治的中坚力量，但是一个社会光靠几个法官哪能撑得住呢？必须有从事各个行业的大量律师，才能实现社会法治。譬如在美国，律师和法官就是同一个群体，律师素质直接决定了法官的素质。以前中国的律师数量严重不够，比法官还少得多（其实中国许多所谓的“法官”都是不判案或没有能力判案的）。现在律师数量增长很快，但是素质得不到保障，在一些敏感案件中也受到了太多的限制。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
周泽：说到底，司法的功能就是定分止争。司法无论如何改革，都需要以有效解决社会纷争和矛盾为出发点和归宿。在一个社会中，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等不同的主体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纷争和矛盾。这些纷争和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社会就不能够稳定，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人们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就难以得到保障。作为权利护卫者的律师，无疑是中国的司法改革最积极的推动力量。同时，律师的地位和作用也只有在法治化的社会中才能够充分体现；一个国家律师作用的大小，与这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是成正比的。因而，律师也当然是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推动者。
司法制度决定律师现状
刘波：在你看来司法独立性不够对律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千帆：司法制度直接决定了司法环境，也决定了律师的素质。你想，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潜规则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要胜诉就得靠行贿、托人情、走关系，那么律师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律师队伍怎么可能得到健康的成长呢？如果司法判决书就是没有任何分析推理的“八股”，胜诉也根本不靠摆事实、讲法理，律师素质又怎么可能得到提高呢？司法制度直接决定了律师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