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命运也是中国整体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中国的现代史上有过十多年法治废弛、人人自危的年代，那也是一个律师被打倒、律师群体彻底消失的年代。后来，律师的力量曾经有过恢复，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开始遭到一种新形式的打压，这种打压与前者相比更为隐蔽，但其效果也许更为有力。权力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完成对律师群体的降伏、收编和去势化，在这一过程中，它似乎还借助了新的传播方式和煽动人心的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主要不再受到物理上的惩罚，他面对的是一种制度化的威压。许多的法律规定让人觉得，司法机构对于律师群体百般防范，在国家主义的法制与职权主义诉讼体系之下，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被判定为有意捣乱的对立者，这使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面临诸多陷阱，稍有不慎即有牢狱之灾。
《刑法》第306条被法学界普遍视为一条针对辩护人与代理人的歧视性规定，修法呼声此起彼伏，但依然不断受到压制。在体制性的威慑之下，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成为完全的弱小群体，在公检法机关面前奔走逢迎、唯唯诺诺，尚且有不测之灾，何谈形成一种与前者分庭抗礼的力量。在此情况之下，刑事被告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令大众惊愕甚至震骇的冤假错案层见叠出，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2008年中国的新《律师法》曾经令人倍感振奋，被视为帮助律师走出执业困境的法律保障。然而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层层阻碍。由法学家参与制订的合理立法在现实中得不到执行，成为中国法治的最大难题。每当新的《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产生冲突时，国家权力机关本能地选择对他们最为有利、最为省事的法律作为执行依据，于是公民权利也就不断遭到漠视与伤害。
从理论上说，一个现代社会必然有无数需要被保护的公民权利与财产权利，保障这些权利、调整它们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也就造就了一个日益复杂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催生了律师这样的专业化的法律群体，为大众的权利与义务提供导引，在民众面临法律制裁的危险时为他们辩护。
如果律师不扮演法治捍卫者的角色，则无人可以扮演。如果律师不提供服务，每个公民在面对公权力时都是孤独无助的个体。对规则的遵守也许会带来一些与大众期望不符的个案，甚至会使一些人脱离法律的惩罚，但规则的倾覆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它意味着整体法治的倒退，也许是我们回到过去那种人人自危的社会。因此，对于公权力试图在规则体系上打开的任何一点罅隙，公民与媒体都应竭尽全力去弥补，维护司法体系的健全与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