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城市价值观”的巩固确立和乡土的“家族期待”。城市为何能够成为“中心”？“蚁族”为何心甘情愿在此“奋斗”？不仅仅是权力与资本结合之后在城市物质层面运作的成功，还在于一种以“城市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业已确立。撇开实际能力，无论是“大学生蚁族”还是“农民工蚁族”，自离开乡土的那一天起，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在“心灵”上重新“回乡”。笔者曾有《大山与驿站》一诗，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展示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不归路”意蕴。“不归”对于“大学生蚁族”更甚，因为他们被学院的“城市知识”驯化得更加彻底，因而更加坚定地维护并追求城市价值观与城市生活方式。“大学生蚁族”的“城市化”具有一种表面化的知识根据。同时，“大学生蚁族”的“城市化”还受到一种“家族期待”的社会性制约，以至于“大学生”在城市空间无论多么失败都不敢逆着“家族”的期待目光而行。这种社会价值的“心理强制”机制不仅根源于“城市价值观”这样的现代精神，也根源于“官本位”这样的中国古典成才伦理，因为农村“大学生”的高考成功不仅依赖于农村家族的集体奉献（因而存在回报期待），其在乡土社会的朴素理解中也是有“功名”的人，是“还乡”必“衣锦”的人。“农民工蚁族”进城则更多的是一种物质生活欲望的直接满足，虽然内心充满羡慕，但缺乏教育基础和知识根据，惦记的仍然是乡土。所以，最终意义上“农民工”仍然属于“农民”，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则属于“城市”。“城市价值观”通过学院知识、大众传媒和同辈比较，得到不断的巩固与确证，成为游荡于“蚁族”心灵的咒语，也成为他们“回不到农村”的价值根据。所谓的“大学生村官”不过是一种城市官员（公务员）的培训考察环节，他们“下乡”的主要动力是“回城”的特惠性担保，他们惦记的仍然是“城市”。

　　“蚁族”的奋斗意义？

　　相比于具有城市户口的“大学生”或“非大学生”，城市“蚁族”的生活艰难与奋斗精神成正比。“蚁族”们有一种共享的根本确信：知识改变命运，奋斗造就人生。这种信念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间得到了太多的事实支持，但随着改革的深化、人才培养的层次化、分工的精致化以及竞争的精英化，普通大学生在城市空间的成功几率日益衰减，大学生逐渐被挤入“蚁族”行列，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成为城市的真正“人类”。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蚁族”队伍不断攀升，在整体的奋斗进取的积极姿态之下，也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分化。最近的电视剧《蜗居》很是火爆，根本原因在于较为真实地展示了城市“蚁族”的奋斗路径与价值选择。作为亲姐妹的郭海萍与郭海藻分别按照“投资”和“投机”（股神巴菲特的分类）的方式生活，前者坚持自主奋斗的价值底线，在价值自觉和尊严保持的前提下展示“蚁族”的奋斗精神，后者则对于自主奋斗颇为迟钝，成为成功的“城市人”的剩余资本的寻购对象。感慨于网上相当一部分人在郭海藻的感情选择上的“投机选择”：宋思明还是小贝，这是一个问题。爱情作为一种修辞有时会很苍白，尤其是当其难以掩饰内心的价值迷茫、奋斗无力和投机自纵时--“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可以文饰选择，但在根本上麻痹不了自我。《蜗居》以普通人的视角将80后城市“蚁族”的奋斗精神进行了成功的类型化，是城市“蚁族”自我奋斗乃至迷失的一部非常生动的“教科书”。《蜗居》表明的价值分化已经在挑战80后城市“蚁族”的集体奋斗姿态，而不久前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杨元元的自缢则表明城市“蚁族”在正常的“投资型”奋斗道路上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