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整个城市空间，仅仅关注大学生群体中的“蚁族”是不够的，因为农村青年还有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进城”方式：农民工。现代的农民工并非文盲，随着教育的大众化，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普及，他们一般都具有初中、高中乃至于职业专科学校的文凭。他们与“大学生蚁族”的唯一差别就是在“高考”的分水岭上各奔东西，结果就是学历的差别。他们住的是“集体工棚”，而大学生蚁族住的是冠以“学生公寓”之名的简易居所，所差无几。“大学生蚁族”与“农民工蚁族”的工种也有一定差别：前者必须依靠大学传授的城市知识生存，工种涵盖文秘、策划、家教、文化传播、保险推销等，后者涵盖建筑、电子城推销、物件修理、垃圾处理、保安服务、大门看守等；前者仍然凸显了“脑力劳动”的特征，后者则主要依赖“体力劳动”和简单职业技能。

　　以上两类构成了城市空间“蚁族”的主体，也是城市空间80后的主体。他们尽管进城方式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工作类别不同、成功机会不同，但他们的幸福感、成就感、城市空间中的归属感相差并不大。他们都是城市的“蚁族”，是城市定居者眼中的“乡下人”。

　　谁制造了“蚁族”？

　　我们都是城市的“蚁族”，这是农村青年在城市化时代的宿命。但到底谁制造了“蚁族”？还是需要细致分辨。

　　首先是“现代化”的时代命题。“现代化”在西方呈现的基本上是一种“自生自发”的历史图景，在那里，个人从宗教观念和生产力中获得了双重解放，开始以个人奋斗为基调追求经验性的幸福。“现代化”对于后发国家，其根本意义不在于个人幸福，而在于集体生存，是一种基于世界竞争意识的生存与发展理性。由于先发国家通过长期殖民历史掠夺并控制了世界主要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在积累阶段不得不将殖民需求“内部化”，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本部与边疆的帝国模式以及“中央-地方”的集权安排造成一种短期和局部的资源高度集中状况，由此作为初步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建国六十年不过是对洋务运动主题的历史延续，只是今日之建设有了更为巩固的体制保障。“现代化”必然以工业化为核心，工业化必然造就城市文明，这一历史逻辑难以逆转。在此背景下，无论是计划时代，还是市场时代，权力、价值和发展战略的重心都在城市，城市是后发国家的火车头，城市及城市工业的破产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失败的首要标志。为了城市与工业发展，国民教育必然以现代化的城市知识为核心，并产生了过剩的“人力资源”（大学生蚁族），同时需要劳动密集型的自由劳动力，于是开放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蚁族）——“蚁族”是现代化狂飙过程的副产品，他们是做牺牲和做奉献的，他们是权力和资本的联合雇佣对象，他们是增加城市福利而非分享城市福利的“城市无产者”，他们的社会保障在最弱意义上就是出生地的农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