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兼职律师初期曾经代理过一个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犯罪嫌疑人杨某因职员未经允许离职而向其索要赔偿，并在拿到5000元的赔偿后，写下协议和收据。结果，杨某被公安机关以敲诈勒索罪拘留，继而逮捕，从元月羁押到年底。当案件开庭时，被长期关押的被告人已经没有毅力再承受看守所的生活，主动要求律师放弃准备的无罪辩护，作了认罪答辩。法官倒也干脆，三言两语之下即当庭宣判，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扣除未决羁押的时间，被告人在判决生效一个星期后就重获自由了。

　　后来经手的刑事案件多了，渐渐发现刑事司法中一个公开的秘密：法官对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判决的刑期往往取决于其未决羁押的时间，最后的刑期只会大于或等于羁押时间。例如，犯罪嫌疑人如果已经被羁押一年，法官量刑时往往会考虑判处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不会考虑判决更轻的有期徒刑、管制或缓刑。尤其当羁押时间较长时，最后确定的刑罚会与羁押时间惊人地一致，往往是关多久，判多久。这被很多业内人士称为“实报实销”。仔细思考这种潜规则背后的制度因素，不禁让人心生忧虑。

　　刑事司法中的“实报实销”，首先源于我国的羁押候审制度。相对于取保候审而言，羁押候审是以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将犯罪嫌疑人关押等候法院审判的一种状态。虽然，明显的超期羁押已大为减少，但通过“用足”法律规定的时限而导致实际的长期羁押却屡见不鲜。例如，拘留的时间可以到37天，批捕之后的羁押时间可以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几种“特殊情况”而延长到7个月；“退回补充侦查”以及“在途时间”又可以使原来的羁押期限再度延长。之所以不断延长羁押的期限，则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办案期限本身比较短，当羁押与办案期限挂钩时，只有延长羁押期限，才能保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有充分的办案期限。由于审判时被告人已经羁押较长时间，法官在审理时即使感到被告人罪行较轻或证据不足，也不敢作出过轻的或者无罪的判决，以避免产生国家赔偿的后果。

　　根据实证研究，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大致是80%-90%，也就是说，取保的犯罪嫌疑人只占大约一二成。而英美等国家的情况却恰好相反，保释率在80%-90%，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占一二成。那么，为什么我国会有这种候审羁押制度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现实面来看，社会人口的流动性，导致外地人犯罪案件大量激增，现实中很多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如果不进行羁押，不能保证审判时及时到案。幅员辽阔的中国为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而这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在司法资源紧张、社会治安严峻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只能通过大量的羁押来缓解侦查效率低下带来的压力。如果从立法面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因此在制度上无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状态，以致羁押成为了习惯，取保成了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强制措施，但没有规定单独的羁押申请程序，实践中都是把羁押作为拘留和逮捕的延续，取保候审则要经过申请和批准。而在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保释是常态，羁押则是例外，必须向法官进行申请。从司法面来看，是取保候审还是羁押候审并不是由中立的司法机关来裁决，而是由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立一方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来决定。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申请还是其近亲属或聘请的律师申请，一旦有权机关单方面决定不予取保，就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这样的状况就决定了我国的羁押候审率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