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之人权诉求，在人本身，欲达身与心的谐调平衡；在社会，欲达人与人的和美共荣；在宇宙，欲达人类与自然的同韵合律；在国家，欲达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谐之权的提出，是对传统三代人权的整合与升华。相对传统三代人权而言，和谐权重在开新，而非复兴；重在超越，而非守成；重在弥合，而非对抗。和谐权的诞生和被凝练，是向传统人生理念、现有国家政治理念、当下国际关系理念提出的时代命题。和谐，作为权利，首先其被证明是应然的，由此它既是衡量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关系中的美德。作为道德的和谐权，它主要指人应当被无条件地善待。

　　和谐权意欲将人类带入这样一个境界——在其中，人人沐浴在自由的甘露之中，凭其天性与自由意志充分展示自我，参与人类文明乐章的鸣奏，并能尽享这一和谐乐章的韵律之美。自由与平等、悲悯与宽容、博爱与人道共同构筑着和谐的基础。而公权充分且完美地善待私权是和谐权之政治真谛。

　　和谐权是21世纪人类消弭文化冲突，在“不同”中求“和”，又在“和”中存其“不同”的依靠与凭借

　　整个人类追求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充满纷争与战火的历史。当今国际间持续不断的摩擦与战争，使我们感受到的是人类各大文明、各大宗教之间潜在的和可能的对立与冲突。但是，当今世界文明图景是双面的，“文明的冲突”仅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则是“文明的共存互养”。文明何以“共存互养”？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当能够提供真正的依托与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身与人心关系的深刻体认与把握。我将其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宽厚仁爱”的人际观，“恬淡平和”的身心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孔子讲以“仁”待人、以“仁”待物、“推己及人”，“成物成己”。在这些观点的背后，便是天、地、人合一和谐宇宙观。在人际关系上，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记·礼运》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用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均集中展现了儒家宽厚仁爱、悲悯豁达之情以及立意高远的和谐人际追求。在人身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宋明“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但更主张心态恬淡、身心平衡，更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样的伦理情怀。中国传统立意高远、完满深邃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虽然近数百年来在表面上，对人类文明的解释力和推动力弱化了，但不容置疑的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中，惟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不断；而在近几百年异军突起的各色文明中，有的已成夕阳丽影，有的渐趋衰微，而中华文明的价值却日趋彰显。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就承载了国人他求之后向中国文化的回归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