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文时间方面，形成三个对比鲜明的时间段。首先，一个严重空缺的发文时间是1965年到1976年之间，此时期的法律文件仅有2个。因当时正处于10年浩劫期间，此不足为奇。其次，一个最为集中的发文时间是1979年到1993年之间，此时期的法律文件数量达37个之多，约占建国后全部典权法律文件的66％。可见，在改革开放之后，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典权的利用方式备受青睐；伴随而来的私权意识的勃兴，也致使典权纠纷日益增多。再次，在1993年以后，只有1个新的典权法律文件出台。典权法律文件的锐减，这其中的原由，或许是已有的法律政策已趋于稳定，无需新的法律规则；也可能是新型的案件类型减少，或者是人们设定典权本身的数量减少了，由此，典权纠纷和诉讼甚少。

　　第三，典权客体。在理论上，典权的客体，既可以是土地，也可以是房屋。早期诸多典权法律文件均可适用于土地和房屋（文件1、3、5、6、11），少数仅适用于土地（文件2、4）。但后来文件逐渐只针对房屋出典的情形，[5]针对土地出典的极少（文件56）——关于这一点，从不少法律文件的名称中也可以发现。这说明在土地政策稳定之后，土地权利的交易形式少且缺乏灵活性，土地出典情形锐减，甚至可能在不少地区已经消失；而房屋出典情形则日益增多，大众对这种房屋利用形式习以为常、掌握熟练、运用频繁。

　　但问题在于，在1982年宪法禁止土地买卖、出租、转让之时，何以其他法律文件能够允许以房屋单独出典？事实上，此时的土地亦必然成为典权的客体，所以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宪法相脱节，处于“良性违宪”的尴尬状态。当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实事求是地有限承认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性，则土地出典方式大有用武之地，而基地随房屋一同出典也就不存在法律障碍了。

　　第四，典权纠纷发生的地域与频率。通过呈请意见的机关对案情的介绍，可以大致估摸典权制度在全国范围的适用地域，也可以发现典权纠纷在哪些区域发生得较为频繁。上述法律文件所涉个案，主要发生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文件6）、玉溪地区（文件53）、曲靖市（文件55）；河北省的唐山市（文件8）、沧州地区（文件21）；江苏省（文件9）及其无锡市（文件31）、扬州市（文件51）；河南省（文件10、26）及其南阳市（文件44）；广东省（文件11、28、50）及其海丰县（文件38）；湖北省的武汉市（文件12）；陕西省（文件49）及其神木县（文件13）、渭南地区（文件20）；甘肃省的酒泉地区（文件14、54）；山东省（文件16、24、39、45）及其淄博市（文件30）、滕州市（文件40）、烟台市（文件52）；四川省的忠县（文件18）；湖南省的凤凰县（文件22）；山西省（文件25、41）及其太原市（文件37）；宁夏回族自治区（文件27）；北京市（文件29）；浙江省的瑞安县（文件32）；贵州省的安顺地区（文件3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件36、46、48）；江西省的鹰潭市（文件42）；安徽省（文件43）；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市（文件47）。可见，典权纠纷发生的地域广泛，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约2/3的地域发生了这类案件。其中针对云南省、江苏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件各有3个，广东省的有4个，山东省的有7个，这些地方的典权纠纷发生频率极高。而最高人民法院自1963年8月28日就作出全国性的法律适用意见（文件15、19、23、35），也折射出典权纠纷在全国的普遍性。

　　上述文件除反映了案件的明确数量和疑难程度，还反映了其暗数的大小。这里使用“暗数”术语的意义在于，既然典权的疑难、复杂案件都如此之多，则已经被下级法院处理的简单案件也不少，进一步的推论是，日常中未发生纠纷的，或发生纠纷但未诉诸法院而采取其他方式解决的典权法律关系更多。[6]

　　第五，出典时间和典期长短。早期的法律文件主要处理出典时间在解放前的典权纠纷，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文件才开始集中处理解放后的出典情形。在1993年以后，关于典权的法律文件减少，但由此并不能直接反映此后设定典权行为的多少。

　　典权期限一般由当事人自由约定，但法律文件所承认的有效典期不一，有的以20年为限，超过20年的典权契约视同买卖契约（文件5）；有的规定典契未载明期限经过30年未赎的，原则上应视为绝卖（文件23、36、53）。

　　第六，回赎问题。首先是回赎期的长短。回赎期是行使回赎权以消灭典权的有效期间。早期有的法律文件尚有承认无限期回赎的倾向（文件4），即使出典时间在20多年或40多年的，法律文件对可否回赎问题未有明确答复（文件13）；[7]有的法律文件要求，典期届满逾期10年（文件6、12、38）或典契未载明期限经过30年未赎的，原则上应视为绝卖（文件23、36、53）。由此观之，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津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23）的第58条基本上成为此后通行的回赎期规则，而此前对回赎期的长短尚无统一的要求。

　　其次是回赎期的性质。对于回赎期的性质，学说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8]一是取得时效说。此说认为，回赎期经过，则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二是消灭时效说。此说认为，回赎期经过而出典人不行使回赎权，则出典人丧失其典物。消灭时效也称诉讼时效。三是除斥期间说。此说认为，回赎期是回赎权的存续期间，不得由当事人自由变更。取得时效说和消灭时效说为早期的学者所采用，现在台湾学者多采除斥期间说，并将除斥期间分为一般的除斥期间和特殊的除斥期间。[9]中国大陆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民法通则》中只有诉讼时效制度。但出于实用的原因，大多数法律文件将回赎期界定为可以中止（文件26、29、32）或中断的诉讼时效（文件20、31），从而引起了理论上的混淆。上述文件认可的中止原因，主要是私房改造这种不可抗力 ，或政府在1966年至1984年初停办回赎（文件29）的政策原因；而认可的中断原因，主要是承典人的原因。[10]可见，我国对于回赎期的这种诉讼时效的定性和认识由来已久，并且还延续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年作出的关于典权的判决。[11]但在笔者看来，回赎期宜定性为除斥期间。回赎期的意义在于平衡典权人和出典人之间的利益。在回赎期之前，为典权人的典权期限，明确的回赎期有利于维护典权人典权之稳定。而在回赎期内，出典人有权回赎典物。即使是由特别法规定的、允许变更的回赎期，也尚未改变其之除斥期间属性，只是作为特殊的除斥期间，以谋求法律的实质合理性。

　　再次是回赎权的主体。一是阶级划分问题。有的法律文件区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农民相互之间的典权关系而采取不同的回赎政策（文件1、4、15、17、22、24、45），一般而言，地主或改造户与农民的典权关系，不再承认其效力；而农民之间的典当关系，可以依法回赎。二是法人的回赎权问题。法人之间也可以缔结典权法律关系，并可回赎典物。[12]三是继承人可以继承回赎权（文件6）。另外，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可以分享遗产的赡养人也享有回赎权（文件51）。

　　第七，典权的其他制度性要素。典权除了涉及前述的典权客体、典期、回赎期和回赎权等制度性要素，还涉及其他的要素问题。一是返还典价问题。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后，典权标的物受不可抗力毁灭的，此属自己之损失，原典价不应返还（文件3）。当货币贬值时，应采取情势变更原则，结合实际案情适当返还典价（文件7）。但最初的典价折算，过于灵活、随意，并坚持调解原则；[13]直至颁行《民法通则》的试行意见，典价的处理才趋于稳定和规范化。[14]二是新建房屋的归属。一般而言，有约定的，从其约定；[15]无约定的，新建房屋谁建的则归谁所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