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未能完全实现从第一代环境资源法向第二代环境资源法的嬗变
当前，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全球性的目标，环境资源法正在完成从第一代环境法向第二代资源环境法的转变。Nicholas A.Robinson教授认为第二代环境资源法需具备以下七个特征：（1）、基本价值观和环境伦理准则应当是所有环境法的基础。（2）、环境法由众多法律关系构成，环境法必须要有关联性以反映自然规律。（3）、环境法是法律与科学的结合，环境法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4）、环境法涉及众多领域，同一原则和法律手段应当可以同时适用于不同领域。（5）、必须尊重不同社会的文化传统。（6）、应当建立有效地机制消除废弃物。（7）、应当制定新的并且实用的社会模式来管理我们共同的环境。[14]第二代环境资源法超越了传统的“围栏公园”（parks with fences）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生态系统”（ecosystem）模式，核心是“以人为本”（people centred）。值得注意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法治观与价值观。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来重新审视法律的功能与定位。但当前，我国虽然出台了《
循环经济促进法》、《
可再生能源法》和《
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规定，但实质上我国还未建立有效的机制消除废弃物，还无法完全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增长模式，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及与资源节约型社会配套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完善。曹明德教授认为：“在我国颁布《
可再生能源法》后，我国确立了经济激励措施以及税收优惠，可以说，这一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能源法已经从第一代迈向了第二代，其伦理学蕴含是，第二代能源法体现出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代际公正。”[15]但笔者以为，我国的环境与资源法还未能完全实现第一代环境资源法向第二代环境资源法的嬗变，无论是环境伦理思想还是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保障还有待加强。
四、节约型社会法律保障机制构建与完善
（一）节约型社会法律保障机制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研究集体的或非市场的政治决策过程。其核心要素有三：“经济人”假设、交易政治学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为节约型社会的法律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节约型社会法律保障机制（即节约型社会法律激励与约束机制）是指从法律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和从法律的动态上来考察这样一种法律运行过程，即依据节约型社会建设目标，在分析社会行为主体的需求与动机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社会行为主体法律激励和约束手段进而合理配置整个社会或社会组织之资源，所形成的能够长期激励和约束社会行为主体思想行为的相对固定化、规范化的法律运行过程。”[16]节约型社会法律保障机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是单部节约型社会促进法律及其运作过程，而是有全部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法律法规及其运行过程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