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的损坏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联途径

　　自然之物是外在于人的、支撑人生存和延续的技术，这种特性为世代民法所吸取，即使在罗马法“人”尚未普遍主体化的情境中，“物（res）”的意义已经被界定为物质客体，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这俨然是一幅以人为主体、以物为客体的图画。当人挥舞理性扫除笼罩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灵性迷障后，人至高无上的一元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此时的民法更明确地确立了人与物在“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意义上的二元分离。这不足为奇，因为在以人为单一主体的世界里，民法理所当然地侵淫于人本主义的光环之中。在这种关系中，人基于自己的主体价值而取得崇高地位，其支配和控制着物，物仅仅是人可用的手段。不过，民法中的“物”，与泛化的物理意义之“物”不同，后者具有独立存续的价值，其能够脱离于人而独立存在，但前者必须经过特定标难的甄别，才能在人的视野里具有民法意义。

　　依据定论，判断民法意义之物的标准在于：在人体之外、能为人控制、能满足人的社会生活需要。这是一种经济标难，据此，民法中的“物”必须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有具有这些经济效益属性价值之物，方能脱离其自然意义；否则，物不得产生民法意义，自然也丧失了进入“主体和客体”二分法之中的可能性。故而，物自身的物理意义是物产生民法意义的前提，但不能必然产生这种效果，要产生该效果，其还必须是解决人现实经济需要的手段。

　　物的这种特性，表明民法所认同的人和物的关系，有以下两种内涵：其一，这是一种内部供需关系，即人作为主体有占有或者利用物的现实需要，物有符合此需要的效能；人在现实条件下不需要或不可能需要之物，以及不符合人之需要的物不是民法之物。其二，这是一种抽象经济关系，即上述的内部供需关系必须能为市场准则所接受，人于此只能对物产生为市场交易准则所衡量的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能转换为货币或者通过货币媒介发生形态变化。比如，一旦物受毁损，受害人只能获得经济利益的补救，其界限是物的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准则衡量出来的经济价值，即恢复原状或者等价赔偿。人对物的情感需要，显然不在上述第二种内涵范围之内，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情感利益损害，原则上没有获得赔偿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民法视野中人与物的关系，纯粹是可用货币通约的经济关系，其中的“人”是不同于生活世界中具体个体角色的“抽象人”，其要么是“经济人”，眼里只有经济效用，没有情感波动，要么是“理性人”，心中只有谨慎准则，没有感性流露；“物”则是完全没有个性的、能够被货币符号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