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路径可以发挥两大功能，一是问责的空隙填补机制，二是股东与董事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克服机制。
（二）功能之一：问责空隙的填补机制
诚信久已有之，诚信问责路径则因填补董事问责空隙而产生。有了诚信路径，即可对董事经营责任实行“三管齐下”，以忠实义务涵摄董事谋私，注意义务涵摄董事无能，诚信则是涵摄董事失信。这三条路径各司其职、各有用武之地，既能够对谋私、失职、失信的董事有效地问责，也维持了对董事注意义务的尊重审查模式，有利于鼓励董事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契合了适应性效率的目标。
如何厘定诚信与注意路径的边界呢？我们知道，董事具有不良意图的行为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5]一是恶意。董事行为已有施加损害之意图，这是最明目张胆的、最经典的恶意，最容易识别，也最容易被问责，其责任显然不在公司章程可减免之列。二是违反注意义务。董事并无恶意，但有重大过失，其责任属于公司章程可以减免的范畴。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情形，即有意失职、故意懈怠职责。这一中间情形既不涉及利益冲突，又比重大过失更具有责难性。如果没有一个单独的工具对其进行规制，这种情形很容易逃脱法律责任。这是因为其恶性和可责难性比恶意低，尚未构成恶意，仍可受到商事判断规则的保护，即使以重大过失路径问责，其最终责任也可能因公司章程规定而豁免。赤裸裸的恶意在现代公司并不多见，重大过失的责任又可能因公司章程规定而豁免，董事问责就很可能形同虚设。可见，不诚信作为一个单独的问责工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将其与恶意和重大过失加以区分也是可行的。这样，违反诚信义务就包括恶意和不诚信两种情形。恶意是诚信的反面，但不诚信并不等于恶意。有了不诚信这个问责工具，董事故意懈怠职责就再也不能以“好心”办坏事而不了了之了。
其实，这一中间状态早已为立法者所觉察，并作出了区别对待。比如，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02条（b）（7）准予公司章程豁免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赔偿责任，但有四项例外，即（i）违反对公司或股东的忠实义务；（ii）违反诚信的作为或不作为，或故意的不当行为，或知法犯法。如果说将诚信纳入忠实义务，那么在第（i）项例外列举违反忠实义务后，就没有必要列举第（ii）项违反诚信义务了。否则，属于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立法上将其单列，很明显是考虑到这种中间状态有别于忠实义务，不可能相互替代，而是各有用武之地。如果说注意义务吸收诚信义务，那就无异于取消了第102条（b）（7）对董事的保护。再有，依据该法第145条（a）和（b），董事、高管违反注意义务，被提起有关法律程序，所发生的费用、判决金额、罚金以及和解金，均可获得公司补偿，而违反诚信义务则不在此列，也是旨在保护董事、高管。若将诚信义务与注意义务等同，违反注意义务便自动违反诚信义务，无异于剥夺了这种保护，显然与立法目的相悖。这表明，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也不可能吸收或涵盖诚信义务，诚信路径不可替代。
（三）功能之二：信息不对称的克服机制
除了填补问责空隙外，诚信还是克服股东与董事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机制。众所周知，信息不对称乃是制约股东与董事之间信任与合作的瓶颈。董事能力和品性等信息都是“只许佳人独自知”的董事私人信息，股东难以了解，这是事前信息不对称。董事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即将做什么，董事做了哪些有利于公司的事以及做了哪些有害于公司的事，董事往往拥有垄断性信息，股东则难以知情，则是事后信息不对称。比如，在中航油案中，到2004．年10月其账面亏损已高达1．8亿美元，还支付8000万美元的额外保证金，因未披露，投资者无从知悉。10月20日，中航油集团将15％的中航油股份私下配售给机构投资者，得到1．08亿美元，该机构投资者又以每股1．35新元的价格将其配售给了50多名投资者，他们在一个月以后才得知中航油巨亏5．5亿美元，而这些亏损在进行配售的10月20日早已存在。这笔资金被用来填补中航油的期权交易损失。[6]而在四川长虹案中，如果没有2004年7月的换帅，对于公司巨亏37亿元，投资者哪里知道，更不知道董事长在为MBO梦积蓄力量，因为每年的年度报告照样可以波澜不惊，形势大好。引入诚信路径则有助于克服这一难题，它可以成为股东的筛选机制和董事的信号传递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