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1949年“第二共和”，西方人眼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红色共产政权”成立之际，适值“冷战”爆发，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封锁与高压之下，意识形态冲突、地缘政治角力与东西文明扞格混合一体，“反华”与“反共”遂搅成一团。它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后果，即人民共和国不期然间担当起受难者形象，身处角斗士位置，反赋予了“红色共产政权”以存在的根据。正如“一战”后英法的贪婪和残暴催逼出日尔曼的强烈民族主义，其实参与缔造了德国法西斯，西方列强在“二战”后的围堵，恰恰为“红色共产政权”的存续提供了依据。好比说，村庄或者街道，“联防队”的存在总是要以此地经常发生案件为必需。倘若几十年来太平无事，甚至连随地吐痰都不曾发生，那要联防队员干什么呢？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功用了。恰恰昨天张家被偷了，前天李家被抢了，又有阿飞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追逐良家女子，致使鸡飞狗跳，此时此地，彼时彼刻，人们才会意识到并且乐于承认，“联防队很必要，联防队员真的很重要”。所以，恰恰是世界性的冷战这一严峻形势，反而使得“第二共和”政体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这就相当于1937年，日本鬼子打到中国，给予国共内战中快要崩盘的那个武装力量以喘息之机。传说周总理还是毛主席，1972年接见来华访问的日相田中角荣，说是“谢谢你们”。故事真伪撇一边，道理则是地道的。
其间徜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思路，可能也是一种历史逻辑就是，如果说为了使得救亡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有效，中国才想到了制度建设问题的话，那么，晚近的改革开放，一如前两次的改革开放，{2}恰恰是因为“应战”能力有限，故尔，为了增强能力，获得看家本领，所以才会被迫改革开放。毕竟，“救国”之后还需“建国”，而且，更主要地在于“建国”，使得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调整了行事方式，不是以“消灭”对方，而且以将对方纳入既定议程的方式，来行统合之实。这也使得“被统合”者遭受“颠覆”的担忧有所纾解，而使得启动“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也许，愈是“封锁”与“围堵”，巩固之心愈切，反倒形成了僵局。看看今天的北韩，其情其势，一目了然。但是，它们无一能够与那个叫做民主法治的人间制序兼容，也是明摆着的事。今天中国一度被称作“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赋名与受名双方，好像都为此发明沾沾自喜，各怀盘算，但其实讲述的不过就是“纳入既定议程”这件事而已，老套的西洋“国家理性”(raisond’état)那一套而已。而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一时民主不起来，但终究有望民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