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西方列强打上门来，救亡不可回避，所以必须建立民族国家，自朝代政治、王朝政体递次转换为民族国家体制，赋予中国一个现代形貌，再求进境于民主法治，形成中国的国家能力。如此才有可能“救国”，也才能救得了国。实际上，其一脉绵延的基本历史逻辑就是，初期模仿列强，先自上层建筑入手，砌筑中国的现代形式，至少先搭起个大框架，进而追求后续诸项，也才谈得上后续诸项，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为什么1911年的“第一共和”，于帝制崩塌后横空出世，府院部局，像模像样，有板有眼，虽然社会本身一仍其旧，人民还是那群人民。其间的理路在于，“救国”在先，“救国”必须“建国”，也必将导向于“建国”，而“建国”正在于“救国”。于是，从一开始，“建国”就伴随着“救国”同时发生，“建国”从破坏王朝政制、搭建现代国家制度的框架开始，而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国家建构叙事的一脉不息源流。
如此这般，进而，话锋一转，为了“救国”而“建国”，则所建之国不仅当然满载现代性视野下的国民美好愿景，而且必须承载得起“救国”的当下殷殷托付。换言之，其之有心之外，复需“有力”，而且必须首先要“有力”，才能不负建国者的期望，也才能满足救国者的托付。——短时间来看，一种集权或者极权的存在，恰恰有力量，其他的选项，只好靠边站，也只能靠边站，一切俟诸他日吧！所谓力量，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力量，而且是“能够”集中力量的力量呢！集中是多元的对立面，而民主恰恰以多元为基础。职是之故，不难理解，相当时段内，国共两党，均不约而同地膜拜列宁，共同奔向这一政党模式和政治形态。
其间穿插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演的一大基本背景是，晚近一百多年恰好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世界人类被迫经历了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和哈耶克式资本主义的两度洗礼。换言之，这种市场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掠夺，使得中国被迫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起而应战，不仅要在应战中迎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内部的自我转型，包括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更张，而且，要于更张中稳住局面，不能因为更张而失于救亡。因此，无论是“应战”还是“转型”，对于当年中国这样的“一盘散沙”来说，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则万事皆休。当年梁漱溟先生喟言，宪政不外乎“势”与“理”两相调剂后的统合之物，而中国各种力量之间无理可讲，没法沟通，又无一“势”绝对独大，大到足以统合的地步，故尔只好彼此火并，打成一团乱麻了。而无论是“势”还是“理”，不管哪一项，均非一蹴而就。所以，置此宏大世界背景下，整个“第一共和”就一直不曾共和得起来，最后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至少做到了一“势”独大，整个社会旋成一个铁桶，不仅办成了“救亡”的大事，更是完成了“统合”的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