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还要立足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金融市场远不如美国成熟，所以在开放和创新过程中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没有跟上，我们要继续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主要是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究其原因，与中国金融体制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及时采取了剥离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造、强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等措施有关，也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外汇受管制有关。但是，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进一步加强管制，中国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不需要进行改革，这种观点是需要警惕的。
在谨慎对待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探寻防控金融危机的法治路径，加强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具体来说，我们的金融改革应该坚持这几个原则：
一是要建立管制主义支配下的自由市场金融体系。我们要建立的金融体系本质上应有一个自由市场，政府不能干预太多，我们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怕政府在金融危机过程中过多地干预企业，干预金融机构的自主权，这是我们政府容易犯的毛病，因为我们国家跟美国不一样，我们本身就是管制过多，而且管制不科学，这是我们的国情，我们还面临着放松管制问题，我们金融产品不丰富，衍生产品还不多，所以我们要发展。但是我们总体上要管制，这种管制主要还是通过立法，通过科学地行政管制机制的构建，比如我们说的统一到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成立，通过这些来进行。
二是要改革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问题，要不要制定中国式的金融服务法，或者中国版日本式的金融商品交易法，这是我们现在要去考虑和梳理的问题，涉及到很多传统的法律要废除，要修改，所以这个工程很浩大。应在修改或废除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发行和交易法》。立法应充分考虑金融、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和融资者的不同目标和要求，减缓矛盾冲突，通过使投资者获得收益的方式提升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立法应动态覆盖金融创新环境下不断出现的监管真空.以金融衍生产品为发展趋向的现代金融市场总是会不断释放和暴露出新的风险点，而法律制度一般具有滞后效应，应研究如何通过动态的立法适时的覆盖金融创新过程中所蕴含的风险和危机。金融创新的实质是转移、分散、放大风险和规避管制。在目前阶段应加大金融衍生品创新的经济成本、税收成本和法律成本。
三是通过立法构建控股公司混业经营，其他法人分业经营的经营模式。我国学者和决策层在讨论金融市场的经营模式时，往往将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相互隔离开来。我们可以在坚持既有的一般法人分业经营的模式下，构建一种与分业经营并不绝对矛盾的控股公司混业经营、一般法人分业经营的复合模式。
四是在合并三会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金融监管的大部制应当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给我们最大的镜鉴是，应对金融危机和监管失灵的有效机制是构建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市场政府监管机构。因此，在合并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会”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刻不容缓。建立统合监管与立法的障碍主要来自监管部门对自身权力和利益的迷恋，他们这种自利的考虑与市场主体的期盼和建立有效率的市场的监管目标是背道而驰的。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我们应提早完善监管机制，构建具有前瞻性的与国际接轨的立法、监管与司法制度，不可盲目自大、闭关自守。
五要强化对有毒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奥巴马说：近年来金融家们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将风险转移到他人身上,而其结果是风险越来越大。日本对高风险、高对冲的金融产品早有戒心，没有将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引入日本，推介给日本的投资人。蔓延于美欧的有毒金融衍生品无法低成本进入日本市场。日本金融界、特别是银行界从之前十余年的惨痛经历中获得了对泡沫经济及其后果的深刻认识。由此而形成的保守、谨慎的经营理念，与日本民族深厚的忧患意识结合起来，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对高负债、高杠杆的运作模式以及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持有一种警惕态度。
最后，是构建金融危机预防处置法律的机制。制定《金融危机管理法》，就金融危机发生前金融风险之防范和预警、危机发生过程中的应对及危机消除后的恢复和重建作出健全的可操作性规定。
思考与结论
第一，政府公权力在干预金融危机中膨胀的阶段性。从东方到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要管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年薪，要控制，还有钱收不回来就派人去介入董事会，中国现在更多要加强干预，这些只能说是阶段性的，但是不能把这个东西上升到法律，不能永久化，否则对经济是有危害的。
第二，救助金融机构与关注民营企业、纳税人福利。现在为了提升GDP，我们把大量的钱投到国有企业，搞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民营企业并没有拿到钱，大家最担心的也是这个，因为一国经济增长最后还得靠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大量的民营企业怎样在金融危机当中也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来搞活经济，这是我们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三，纳税人福利问题，国家的钱都来源于纳税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怎样去改善纳税人的福利，这是我们现在重视不够的。我们现在有两万亿的外汇储备，如果五六年前我们就拿出一万亿至少五六千亿美金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待遇，比如三险一金问题，医疗问题、上学问题、教育问题，那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就没这么多矛盾，而且老百姓也敢花钱。为什么欧洲人，美国人下岗后不像我们这么恐惧，因为他们失业以后政府掏钱对其进行转岗培训，养老保险、退休保险也都有，而且看病是不要钱的，孩子入学，基本教育是国家掏钱的，所以没有后顾之忧，但在中国就不行，中国人一旦退休，好多单位连三险一金都还没上，还有孩子上学要花钱，看病也要花钱，一旦家里没有人工作，对未来就充满恐惧感，房贷都还不上，所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稳定，为什么大家不敢消费，就是国家没有提供稳定的福利保障，没有解决孩子入学的问题，没有解决生病以后的医疗问题，没有解决退休以后的基本生活，所以不敢花钱。中国现在有那么多钱给美国人消费，美国人拿我们的钱消费，最后我们亏进去了，用发展中国家的钱支撑美国消费，让美国老百姓提前消费，这就是我们政府舍不得为老百姓花钱。第三是公共财政支出的法制约束，管制政策和公开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