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确定了“超英赶美”、“大跃进”的基调，省级干部就会提供年年增产的数据；省级数据哪里来？从县市级来，而县市级干部揣摩省级领导乃至中央的意图，自然会报出他们需要的数据……中央拿到虚报的数字，必然制订出虚高的目标。这样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各级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一个浮夸共同体。中央粮食征购政策既定，地方各级便不遗余力执行，否则中央问罪省，省问罪县市……谁都担当不起完不成账面任务的责任，由此灾难性的政策又逐级得到落实。因此，不要怪各地的路宪文们媚上欺下的狰狞面目，因为在这个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他们的行为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要怪就怪这样的治国模式，因为是它造就了不理性的农业政策，又确保如此不理性的政策在全国上下几乎没有阻力地得到全面推行。
当然，要说没有一点阻力也不是事实，因为饿死那么多人那，哪能一点声息都没有？官员抢夺活命的口粮，农民当然要反抗，但是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中，面对政府的强势，处在最底层的个人反抗必然是微弱无力的。就连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大将军”为民请命、直言犯上，也免不了遭撤职和批判的下场，何况一介小民？在缺乏制度性支持的情况下，他们的抗争除了遭遇打击报复之外，不可能产生什么实质效果。
然而，这种状态当然是和宪政精神背道而驰的。和现行宪法类似，当时有效的1954年宪法也规定了主权在民原则以及落实这一民主原则的人大制度。因此，宪法不仅没有规定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恰好相反，它规定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让人民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再由人大选举并监督各级官员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这个宪法基本制度得到落实，如果信阳地区的选民真正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选举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大代表，再由地方人大选举产生当地“一把手”，路宪文之流即便当选还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为所欲为吗？按照宪法规定，一旦当地选民对领导干部不满意，即便当选也可以通过给人大施压将他罢免了，不然就罢免不称职的人大代表。再说既然决定路宪文命运的不是上级领导而是地方人大代表，他又何必要做那么多伤天害理、对不起自己的乡亲也对不起自己选票的事情？一旦权力的走向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官员计较的切身利益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而利益决定了他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