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粮仓之所以满，是因为当年征粮尤其多；粮仓满了，公粮多了，农民家中的口粮就缺了。之所以征粮多，不是因为哪个领导干部不顾平民百姓的死活，而是因为中央和地方的数字沟通出了问题；那么大的饥荒归根结底，竟然就出在这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技术环节上。1958年雨水充沛，中国获得了一个喜气洋洋的大丰收；粮食产量高，征购量当然相应增加。1959年天变了，收成不好了，但是征粮没变；不仅没变，而且数量进一步增加。为什么不降反增呢？答案可能想不到——是因为地方官员和大队干部浮夸虚报；亩产明明只有二三百斤，却上报千斤甚至数千斤。当时在信阳地区的9个常委中，竟有8个都同意把全区粮食总产量从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全国各地莫不如此，只不过未必如河南“胆大”而已。中央则全然不知，还误以为形势依然一片大好，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便依照全国各地汇总来的虚报数字确定征购数，在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将征购量增加了近15%之多，而这一切都是地方虚报惹的祸。
如果当时的地方官员闯祸之后可以像今天某些官员那样阳奉阴违，玩一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躲猫猫游戏，私下里拖延中央规定的粮食征购任务，那倒也能一时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发生；可惜当时的官员落实此类政策还尤其积极，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遗余力，而信阳地区最积极的莫过于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这个路宪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工作态度认真，但不够注意方式方法的同志”。农民要活命，不愿意交征购粮，他就指示指挥各县委并动用民兵，挨家挨户搜查农民“隐瞒”和“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最后，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了，农民维持生计的口粮也就没了。
不要以为路宪文们有多么罪恶，其实他们也不过是理性自私的正常人；换一个人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完全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无论是浮夸虚报粮食产量还是凶神恶煞强征口粮，他们只是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当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想当年，“跃进风”刮得正盛，这些地方官只不过不敢“煞风景”、跟着瞎起哄而已。事实上，在举国浮夸的大环境下，不仅个人很难洁身自好，而且实话实说也难有什么好下场，只有和中央保持步调一致才能获得升迁的机会，因为决定官员命运的“政绩”首先就在于中央推行的政策落实得如何。试想，如果中央考察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就是当地粮食产量，如果别的地方粮食都在连年“增产”，唯独你这个地方今年减产，那你这个官究竟还想不想当了？彭德怀后来的遭遇证明，在一个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中，下级是没有权力说“不”的。省级干部顺着中央领导的基调，县市级干部顺着省级领导的基调……这样层层下达，从中央到地方全部高度一致，没有一个地方敢对浮夸发出一丁点反对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