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律师只是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国家公权力违法侵害公民个人权益。律师为“涉黑案”犯罪嫌疑人辩护，被一些人解读为律师是腐败分子的帮凶，为坏人辩护的人难道会是好人吗？这是一些人的质疑。我国的律师制度发展三十年，但是，未深入人心的律师辩护制度依然小河才露尖尖角，未能深入百姓心。当事人委托律师，目的在于让律师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也应以合法的方式进行，而不是让律师采取违法手段。放在“李庄案”中，指控罪名中的李庄指使犯罪嫌疑人被刑讯逼供，但是，是否被刑讯逼供以及刑讯逼供的后果本都可以查明，例如，调取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监控录像，例如，对犯罪嫌疑人的伤情进行公正的第三方鉴定，例如，让所有可能影响案件事实的证人出庭作证，这些在未予做到的同时就判处律师有罪，而且，在重庆有关媒体连篇累牍的污蔑律师报道中，我们见到了媒体被操控下的集体违背良知报道，以这样的方式判决律师，怎能让人认同和认可？

　　第四，律师代理案件依据的应是法律，而不是政治口号及政治宣言。在律师代理涉黑案的起初，重庆有关部门及有关人员就发出通知，要求律师讲政治顾大局，这样的模糊言辞放在法律明晰的涉黑案中怎能让律师安心代理案件，怎能让律师放心代理涉黑案。律师参与案件，法律具有明确规定，而且，律师站在法律允许的层面内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这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如果政治口号可以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可以作为律师辩护的策略，那么，这个国家的依法治国之策只能是糊弄人的玩偶。依法治国在打黑中变成了依政治治国，依口号治国，依行政领导的意志治国，这样的治国现实怎能走出依法治国的困境。把律师都变成行政权的附属，那么，当公权力侵害私权利时，可以对抗公权力滥用的力量在那里？可以守护私权利的监督力量在那里？可以平衡公权与私权的制衡力量在那里？

　　第五，律师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守护人，当事人与律师的关系是一种职业信任关系，如若这种信任关系被打破，所造成的损失不光是律师的职业属性被误读，更有甚者，律师的职业前景将堪忧。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律师与当事人关系上，恐怕唯独中国出现了犯罪嫌疑人举报律师以求立功的创举，而且，律师最终还被判处刑罚，犯罪嫌疑人因举报律师有功而被减刑。律师与当事人的这种信任关系因为“李庄案”而被打破并被公众认知，更被律师界质疑。假使，犯罪嫌疑人为求得免于死刑而举报律师成为“常态”（当然，这个常态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有待观察，毕竟，不是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如龚刚膜一样，受到政治压力的同时还可能被判处死刑，所以，他在得知自己被判处极刑具有免死可能时，加之有关部门及有关人员的唆使，举报律师就成为必然），那么律师也必将成为原先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私权利的代表。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也会因犯罪嫌疑人以求立功而背叛律师，这样，刑事辩护业务也必将走向末端。而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漠视及忽视就成为必然，那么，我们每一位公民合法权益被公权力侵害的现实就不会遥远，毫无监督的公权力滥用必将是公民私权的灾难，而这，又谈何仅是一位律师的命运堪忧？李庄又谈何仅是个人的被判处刑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