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在法学研究以及立法活动过程中需要对法律规范对象“人”进行人性预设，人性预设是法学研究的任务，法学研究确定法律的人性预设，并在立法活动中服务于、应用于立法。由于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人们的认识以及人们的意识水平不同，法律的人性预设也有所不同，不同的人性预设导致法律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述：“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①]

　　笔者认为，法律的人性预设，是在一定的社会时期，在理论建构与立法活动中，对人们的认识水平、意识层次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后，设定一定的人性标准，然后按照此一标准进行理论构建与立法活动，从而正确确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分担，提高理论与立法的科学性，便于法律的有效执行，实现法律的目的。

　　（二）西方法律的人性预设的历史考察

　　现在讨论的法律的人性预设，集中为西方大陆法系法律的人性预设。本文的反思对象（即“生态人”）的成立也是基于对西方法律原有人性预设的批判。

　　对西方大陆法系法律的人性预设进行历史考察，首先需要先给整个历史时期分段，分段的依据是人性预设的重大转折点。纵观西方法律人性预设的历史，法律人性预设并非法律内部自生自发的转折，而是随着人类社会整体的转折而转折。经由“3R运动” [②]以及启蒙运动的洗礼，人类摆脱了种种束缚，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人文社会科学逐渐发达并开始分化，西方社会整体进入近代阶段，此时人之形象以及法律的人性预设已经截然不同于此前时期。可以将 “3R运动” 确定为第一个转折点，姑且称为“西方近代之前社会”与“西方近代社会”的分界点，此时古典经济学确立了自利的、理性的经济人形象，这被引入法学与立法作为法律的人性预设。第二个分界点是在二十世纪初叶，西方社会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出现了诸如经济危机、劳资争议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成果逐渐渗透于各社会科学并发生作用，法律中人的形象再一次发生变化。此时的法律的人性预设逐渐由“经济人”形象变成“有限理性的社会人” 形象。姑且将此时之后的社会称为现代社会，当前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

　　依据以上两个分界点，笔者将法律的人性预设的历史分为“西方近代以前法律的人性预设”、“西方近代法律的人性预设”、“现代法律的人性预设”。

　　1．西方近代以前法律的人性预设：自然与神

　　古希腊时期法律思想具有浓厚的城邦主义色彩，有显著的自然主义倾向，倡导自然主义的自然法，鼓吹“与自然像一致的和谐生活”。按照自然的生活，认为自然是诸神的启示，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诸如“强者的正义”、“人生而不平等”等非平等人格的法产生，可以认为此时的法律没有什么人性预设，而现在人性预设的功能是由“自然主义”来完成的。不过如果从人性论角度去解读，倒可以发现一些代表人物对人性有所认识，并据此提出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比如柏拉图早期认为人性善，因此愿意选择“哲学王”之治，这是一种人治的理想社会。后期的柏拉图则对“哲学王”的寻找心灰意冷，而愿意选择次优的法治。亚里士多德相信“人一旦脱离了法律与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③]，认为人性恶，所以需要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