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经济标准将民法中的物界定为“经济实体”，这正是其对于“人”的根本意义。彼得罗·彭梵得精确地表述了这一点：物（res），在具体的和特定的意义上，是指外部世界的某一有限部分，它在社会意识中是孤立的并被视为一个自在的经济实体。[9] 物的这种特性，表明民法所认同的人和物的关系，是一种内部供需关系，即人作为主体有占有或者利用物的现实需要，物有符合此需要的效能；人依据现实不需要或不可能需要之物，以及不符合人之需要的物不是民法中的物。这同时还是一种抽象经济关系，即上述的内部供需关系必须能为市场准则所接受，人于此只能对物产生为市场交易准则所衡量的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能转换为货币或者通过货币媒介发生形态变化，比如，一旦物受到他人的不法侵害，对物有利益之人所获得补救界限，一般是以物的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准则衡量出来的经济价值，即“恢复原状”或者“等价赔偿”。这一点在古罗马的阿奎利亚法中就有体现，即谁杀死一头牲畜，就应当按照标的物在当年的最高价值进行赔偿。至于权利人对物的感情利益因为他人侵权而受到损害的，在损害赔偿法上，原则上无获得赔偿的可能。[10]

　　二、“主体化”隐喻和“客体化”困境

　　物的民法意蕴揭示出，物要想因其经济属性进入民法，首先必须“非人化”，人因此被排除在“物”的范围之外，此后，才有人支配物的可能。这就树立了“人”高大并富有进取心的形象，即凡能为人所控制的物均可能成为民法之物，这诚然反映了人的务实性，但也具有“蓝天之下皆蒙古人牧场”的成吉思汗式豪情，只要能为人支配的物无论在现时还是于将来，皆有可能成为为人所控制的“客体”。好一幅人栖息在天地中心，傲视万物的图画！海德格尔洞察了这一点，他用极富哲理的语气表明：“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的凸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11] 透过物的客体本性来展示人的主体地位，这是民法之物的一个隐喻。正因为物的物性折射，才使人有了主体化的可能，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物”这个客体，“人”这个主体有什么意义？

　　正如前文所言，“人与物”的二元分离，在民法中并非先在地存续，当人在四海之内与万物皆兄弟之时，在人陷于神灵图腾而迷失自我之处，[12] 人并非主体意义上的人，物当然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物。之后，人之理性的“除魅”刻画并确保了这种分离，正是“除魅”使得人能在清朗的光辉中审视自身和身外之物，毋庸担心有另类的灵体篡夺自己的王位，人据此有了得以与物之客体相区别的主体地位。理性负载在人的身体之上，人因而塑造了至高无上的主体尊严，以与身外之物划清法律地位上的界限；人还因此有了欲望、意识、知识和技术，用以征服所有的身外之物——无论是动物还是非生命体。这种区分表现在民法上，就是人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Subjekt），物则成了权利的标的（Gegenstand）和客体（Objekt），人与物在民法中成了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基本概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