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司法对于公民诉讼限制性因素的解释昭示了美国人看待公民诉讼功效之复杂态度；也彰显了司法对于公民诉讼的深刻影响。争议焦点如下：当一项行政实施行为针对同一涉嫌违法正在进行时，何种执法行为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何谓“勤勉的执法”；何谓可以阻止公民诉讼提起的因素；原告可以提起何种诉讼请求形式的公民诉讼等。法院对待这些问题的判决并非一致趋同，而是错综复杂，甚至态度迥异。这也使我们更全面地探究到公民诉讼在美国环境法律的实施等方面所产生的实际效用等。总的来说，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经由司法解释而变得弹性十足；公民诉讼的实际功效受到司法自治的巨大影响。当法院意图严格限制公民诉讼的提起、削弱公民诉讼的功效时，往往会对阻止公民诉讼的因素做宽泛解释，倾向于把阻止公民诉讼的行政执法行为做扩大趋势，目的在于强调行政执法的主导地位。而反之，当法院意图重视发挥公民诉讼的积极作用、保障环境法的良好实施时，往往会对阻止公民诉讼的因素做狭义解释，强调严格按照立法规定界定阻止公民诉讼的行政执法行为之范围，目的在于确保公民诉讼的良好实施与有效运转。
总之，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世界典范，美国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制度在保障环境法的良好实施及公众积极参与环保等方面，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公民诉讼制度体系内对于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进行特意的制度设计，也说明：在实施环境法律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行政执法；相对于行政机构实施环境法律机制而言，公民诉讼只是公权力实施法律机制的一种补充。因此，公民诉讼的作用是有限的。此外，有关司法判决也表明公民诉讼的限制还具有其他功效，如减轻司法制度的负担、避免滥诉之可能、节约诉讼成本以及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重要作用等。
【注释】目前美国有19部联邦环境法律中有“公民诉讼条款”，如《清洁空气法》、《清洁
水法》、《濒危物种法》、《超级基金法》、《饮用水安全法》、《有毒物质控制法》、《资源保护与再生法》等。
在美国联邦环境法领域，有关公民诉讼的本质、目的及功用等本位性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得以反映的。从立法上看，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是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从司法实践上看，其往往是司法审查的焦点。因此，有关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的考察也是美国学者有关环境公益诉讼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有关公民诉讼受到的司法限制，本人已做过探讨。参见陈冬：《严格的起诉资格规则：以鲁坚案为中心析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吕忠梅，徐样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该文对于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原告起诉资格的历史沿革、基本规则、司法实践等问题予以阐述。
33 U. S. C.§1365(a)（1)
42 U. S. C.§7604 (a) (2)；33 U. S. C.§1365(a)(2)
33 U. S. C.§1365(b)（1）(A)．
42 U. S. C.§6972(c)
42 U. S. C.§6972(b)(2)(A).
40 CFR 135.
761 F. 2d 311（1985)．
831 F. 2d 889 (9th Cir. 1987)
33 U.S.C. §1365(b)(1)(B)，在美国联邦环境法律体系内，《清洁
水法》的公民诉讼条款比较典型，其他环境法律的公民诉讼条款也基本上以其为模型予以设计；而该条款在司法领域的运用，也更为深入和广泛。
592 F. 2d 215 (3d Cir. 1979)．
501 F. Supp. 1159 (S. D. N. Y. 1980)．
768 F.2d 57 (2d Cir. 1985).
834 F. 2d 1517 (9th Cir. 1987).
33 U. S. C.§1319(8) (6) (A).
949 F. 2d 552, 553-556（1st Cir. 1991)．
16 U. S. C. §1540(g)(2)（A）（11）．
484 U.S. 49 (1987)．在有关环境公民诉讼提起的限制的美国判例法中，该案是联邦最高法院对公民诉讼的提起进行严格限制的典范。该案认为，《清洁
水法》第505(a）公民诉讼条款针对过去的、完全的违法行为（the wholly past violations of the Act）并没有授予法院有关公民诉讼的联邦审判权。
484 U.S. 49,60（1987).
29 F.3d 376 (8th Cir. 1994).1。
{23}11 F. 3d 883 (9th Cir. 1993)．to
830 F. Supp. 194 (S. D. N. Y. 1993).
428 F.3d 1285．1290-1291（10th Cir.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