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法调整模式的抽象性

　　在现代社会中，与程序性相关的一个特点是反思性，或者说是观念性和超然性。在抽象社会中，许多具体的互动和认同很难再还原为行动者对具体情境的经验，而是往往需要借助各种超越具体情境的框架（既包括观念、知识，也包括技术和做法），特别是各种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话语体系。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具有了非人格化的特征，绝大多数的互动过程涉及的机制、知识或观念，都与个人的具体特征或人际的具体关系无关。而且更进一步说，这些机制赖以运作的基础正是对人格关系的克服。[10]

　　现代社会的反思性以及互动关系的改变，要求法律调整方式必须随之变更。以现代社会为产生基础的经济法，从一开始就必须克服对个人具体特征或具体人际关系的依赖，而需要设置一种超越具体情境的普遍性程式，这种程式由于是对某些特定的、具体的情势的克服，必然具有反复适用效力，表现在经济法规范上，就形成了相应的调制程序或对策程序。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法调整模式具有某种抽象性，对主体权利义务的设定及相应的行权践义程序大多实行法定原则。

　　事实上，经济法调整模式的这一特征，与经济法的作用领域、价值追求等也是一致的。经济法直接作用市场领域，追求一种宏观而抽象的市场秩序，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其规则必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即经济法规则“必须适用于在数量上未知的未来情势”[11]。一方面，现实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使得经济法实体规范必须被逐渐程序化之后，才能给相关主体提供确定性的预期；另一方面，正因为经济法需要实现对个体关照的超越，而作用于普遍的情势，使得其规范的程序化具有了可能。

　　（五）调制主体承责方式的特殊性

　　由于调制行为的特殊性，经济法上对调制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一般只能通过设定程序性责任的方式来实现，而难以要求其承担实体性责任，这使得经济法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调制行为的程序性规定。而且，调制主体在进行调制活动时遵循的程序越多，调制法定化的程度也就越高。因此，伴随着调制法定原则的强调，以及规范调制主体必要性的增强，经济法中的这部分程序性规范也就越来越多。

　　经济法之所以对调制主体的责任设定侧重程序性而非实体性，与调制行为的特殊性有关。一方面，调制失效固然会给调制受体或社会造成损害，甚至严重的损害，但在很多情况下调制主体本身并无主观过错，只是调制能力有限，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对此实难苛求；另一方面，国民经济运行的复杂性，意味着对调制行为后果的实体评价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而从程序上追究调制主体的法律责任，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2]

　　随着经济法的不断发展，可能在将来，会出现追究调制主体实体性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在目前，鉴于调制活动及其任务的复杂性，必须允许调制主体具有较大的“相机抉择”的权力，而不宜在实体上予以较多限制。实体性责任的设置，就现阶段而言，可能是对调制主体的过分责难。而程序，作为对调制主体行使调制权的有效控制手段，其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四、经济法程序的具体结构及其优化

　　从不同角度看，经济法的程序由不同的具体程序构成，从而形成经济法程序问题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13]。例如，从主体角度看，经济法中的程序首先可分为调制程序与对策程序；从程序的参入主体及主导者看，经济法中的程序可分为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从程序的法定性与适用效力看，经济法中的程序又可分为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