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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较大幅度提高省级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标准。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补偿标准应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省级财力状况相适应。考虑到目前一般林地每亩的年租金已升至较高，木材价格不断攀升使木材经营收入大增以及经营薪材、竹材、采松香等的收入远高于补偿资金收入的实际情况，建议省级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由省财政加大统筹解决力度，未来若干年内将补偿标准逐渐提高一定比例，建立自然增长机制还是可行的。
二要将自然保护区内有林地全部调整增加为省级生态公益林面积，并作为公益林生态补偿资金重点补助的对象范围。建议开展国家级省级保护区之重要生态区位生态公益林的勘测，为增加这些区位生态公益林的面积提供科学依据。对未纳入生态公益林的自然保护区林地，开展调研，摸清情况，尽快纳入省级生态公益林区划，加强管理。而对地方一些生态区位重要的保护区林地，要及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逐步规划提升为省级生态公益林进行管护。
（五）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自然保护区社会性收费制度，社会性收费作为一种新的、有效的资金补充筹集机制，是指在自然保护区管护运行中对相关受益者收取一定费用，敦促受益者因开发利用资源而担负补偿责任的一种市场机制。之所以称为“社会性收费”，是因为其主要面向受益于自然保护区的一般社会主体收取，且该收费具有强烈的社会公益色彩。它源于环境法中“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是对直接利用保护区自然资源或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行为课以相应的经济负担，以制约行为人滥用资源和环境容量的行为。自然保护区对所属地区可发挥气候改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效能作用，保护区内法律允许开发利用的功能区域及资源、景观等因子，对于生态旅游、科研、教学、参观考察等有着重要的价值。因而，针对一定范围内的资源开发利用者或环境受益主体（如旅游开发者、水电站、观光考察者、教学科研单位等）征收保护管理费或资源补偿费，用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运作，体现了“谁利用、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 的理念。它是缓解自然保护区资金不足矛盾的重要举措，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特征—即社会性收费的制度设计动机、征收目的和诸环节中所体现的是在于拓宽资金渠道、增加经费收入、提高保护区发展能力，以保持保护区环境的完整性，维护社会生态环境公益。[8]
（六）尝试推行自然保护区内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政府赎买（征收）、长期租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与多种经营项目、社区共建等，设法解决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关系问题及其利用管护中的矛盾冲突。鉴于于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内集体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保护区又有着特殊的职能，从而决定了保护区在土地利用管理中潜伏着难以避免的社会矛盾冲突。如何对保护区土地（特别是集体土地）进行有效管护并协调好相关的利益关系，已成为自然保护区优化管理与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保障，是自然保护区内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议题。“禁止商品性采伐”使得“靠山吃山”的林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针对其正当的补偿诉求，国家实行“赎买”的办法，即如将集体林由政府赎买，变为国有，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发达的林业国家普遍推行的经验做法，如美国在生态森林养护方面，采取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预算投入，即选择“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等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目前，广东、浙江、贵州等省正在探索此办法。譬如广东省《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粤发[2008]14号文）指出：经政府区划界定为生态公益林和已划入自然保护区的集体山林，维持其经营主体不变；珠三角和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法定方式将自然保护区和界定为生态公益林的集体林地逐步收归国有。但政府“赎买”要考虑林地的产权及土地价值，解决失地农民在林地被征购后的长远生计问题。诚然，自然保护区内林权改革不限于政府“赎买”，建议保护区内也可适度放活经营权，如对实验区的集体林，尤其是人工用材林、经济林、竹林，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依法自主经营，保障林木所有者的处分权；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可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鼓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生态旅游以及开发利用非木材林产品，如野生菌、药材、花卉等，大规模启动自然保护区内居民可替代性生计项目，如经济林林分改造、劳动力转移、扶贫、农民技能培训、生态型产业、改灶节柴等。总之，在生态保护优先的现代林业改革发展背景下，积极探索自然保护区林权制度改革的模式及政策方案，即如何在加强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管理的同时，切实保障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生计，应成为普遍的共识——旨在处理好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中保护和开发的关系问题，构建一种相对和谐的人地关系，并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落实社区共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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