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大量增加法官不能解决问题
我想通过具体的事件说明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手段来解决社会纠纷、以何种理念来进行司法改革。司法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纠纷激增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为了应对案件的爆炸式增长，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大量增加法官，截止到2007年全国法院工作人员近30万名，其中法官的数量多达18万人。我认为，这种靠大量增加法官来解决日益增长的纠纷的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法官数量的增加，法官的素质、专业水平、职业荣誉感、社会地位就会相应的降低。随之而来的司法大众化，靠大量的法官去寻求用传统的“田间地头、主动审判”的方式解决纠纷，不仅大大增加了法官的工作压力，也损害了司法的消极性与权威性。所以，在众多的社会矛盾面前，尽管法院强调所谓的“能动司法”，但也只能对一些案件能动 (经济的)，仍有大量的社会纠纷不但不能动，如拆迁、土地纠纷，就业和教育歧视案件，都被拒之门外。司法在该“能动”的时候（如公民权利和关于平等问题上）不能动，不该“能动”的时候（在经济纠纷方面）却“能动”了。
调解并非无原则
另外，为了体现“调解优先”的原则，提高调解率，有的法院无原则地、甚至不顾法律地推行“强制调解”，把所谓的“调解结案率”作为政绩。这使得纠纷并未得到真正解决，把矛盾重新推回社会，事实上剥夺了公民的诉权。调解不但浪费司法资源，有的并不能最终结案，而且这些都对司法的公正、权威会产生负面影响，也不能适应与日俱增、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由于大量的纠纷不能得到司法救济，或者救济不力，小矛盾酿成大矛盾甚至群体事件，在人民心目中对司法的不满增加，司法形象和地位降低，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因为这不是靠简单走群众路线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真正解决司法的公正与效率问题，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
制度创新：区分重要案件与小额诉讼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解决爆炸式诉讼案，不是靠增加法官，去法官精英化，而是靠创新制度。美国被公认为多讼的国家，法院奉行“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原则，这意味着法院不得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者超出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公民的诉讼请求。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它的法官却并不多，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法官也不过875人（美国最高法院9人、联邦上诉法官179人、联邦地区法官687人）。州的法院系统法官也不多，以科罗拉多州法院系统为例，其法官总数不到300人。
